论中国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邝宪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20:07:22 浏览: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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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邝宪平
【内容提要】驰名商标法律保护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完善的阶段。随着驰名商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意义,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增强,对此国际上和国内都进行了相关的立法来保护驰名商标。我国虽已加大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但与驰名商标有密切联系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须进一步加强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笔者首先从驰名商标概念的界定,驰名商标的认定分析；其次针对我国对驰名商标特殊保护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驰名商标；认定；淡化；域名；完善建议
一、驰名商标的概念及认定
(一)驰名商标概念
驰名商标是WELL-KNOWNMARK的译名，又称“周知商标“，“知名商标“。它大体上具有两层含义，即作为商标本身的含义与作为制度的含义。
1.作为商标，驰名商标是指经过长期使用，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它有以下几层含义：
(1)驰名商标所标识的商品的质量恒定、优良。驰名商标之所以信誉卓著，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在于其商品的质量水平能够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2)驰名商标应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所谓“在市场上“是指驰名商标处于商业使用中的商标。“较高声誉“，是指驰名商标必须获得良好评价。
(3)驰名商标应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相关公众“，即指驰名商标指定商品的消费者或其相关行业的人士，它并不要求驰名商标为妇孺皆知。所谓“熟知“，就是指普遍知晓且认知较久，即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2.作为制度，驰名商标是指驰名商标本身可能获得一种特别保护，是对一般商标保护原则的一种补充。即当一商标在市场已经具有一种特殊影响，以至于相关领域的普通消费者见到该商标时，一般不再对商标本身给予特别的关注就可能做出购买的选择，从而使这种商标的标识作用已经超出了使用它的商品本身。当其他的商品生产者使用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相类似的商标生产商品时，同样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及其它方面与生产者的关系产生误认或者混淆的，法律即应对这种使用加以制止，并赋予商标权人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
(二)驰名商标的认定
驰名商标的认定与特殊保护密切相关,认定是实施保护的前提。下面就驰名商标具体的认定主体,标准以及方式等作如下讨论:
1.认定主体的限制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五条规定，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规定，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可以认定其商标是否构成驰名商标。而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法院在个案中可对驰名商标作出认定。2001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解释》）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200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解释》）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可以对涉及的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所以我国有权认定驰名商标的应是商标行政主管机关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组织(含仲裁机关)不得认定或采取其他变相方式认定驰名商标。
2.认定标准的限制
根据《商标法》第14条规定，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以下因素：
（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这是构成驰名商标最基本的条件。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的要求，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这里的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述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相关公众“的范围不同，一个商标的“知名度“也就不同。例如，“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联想“、“方正“等商标在我国广大电脑用户中几乎无人不知，不能不谓之驰名；但是，相对于我国13亿多人口而言，电脑用户毕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和绝大多数农民中，知道这些商标的人恐怕并不多。因此，确定哪些范围的“公众“是“相关公众“是认定驰名商标的关键问题之一。⑴
②本规定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在外国驰名的商标如果不为中国的相关公众知晓，不能认定为驰名商标。
③驰名商标要享有较高声誉。一个商标的知名度越高，其信誉越高，该商标会对消费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市场占有率也就越高。
（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
邝宪平
【内容提要】驰名商标法律保护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完善的阶段。随着驰名商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意义,对其进行特殊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增强,对此国际上和国内都进行了相关的立法来保护驰名商标。我国虽已加大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但与驰名商标有密切联系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须进一步加强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笔者首先从驰名商标概念的界定,驰名商标的认定分析；其次针对我国对驰名商标特殊保护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驰名商标；认定；淡化；域名；完善建议
一、驰名商标的概念及认定
(一)驰名商标概念
驰名商标是WELL-KNOWNMARK的译名，又称“周知商标“，“知名商标“。它大体上具有两层含义，即作为商标本身的含义与作为制度的含义。
1.作为商标，驰名商标是指经过长期使用，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它有以下几层含义：
(1)驰名商标所标识的商品的质量恒定、优良。驰名商标之所以信誉卓著，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在于其商品的质量水平能够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2)驰名商标应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所谓“在市场上“是指驰名商标处于商业使用中的商标。“较高声誉“，是指驰名商标必须获得良好评价。
(3)驰名商标应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相关公众“，即指驰名商标指定商品的消费者或其相关行业的人士，它并不要求驰名商标为妇孺皆知。所谓“熟知“，就是指普遍知晓且认知较久，即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2.作为制度，驰名商标是指驰名商标本身可能获得一种特别保护，是对一般商标保护原则的一种补充。即当一商标在市场已经具有一种特殊影响，以至于相关领域的普通消费者见到该商标时，一般不再对商标本身给予特别的关注就可能做出购买的选择，从而使这种商标的标识作用已经超出了使用它的商品本身。当其他的商品生产者使用与该驰名商标相同或相类似的商标生产商品时，同样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及其它方面与生产者的关系产生误认或者混淆的，法律即应对这种使用加以制止，并赋予商标权人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
(二)驰名商标的认定
驰名商标的认定与特殊保护密切相关,认定是实施保护的前提。下面就驰名商标具体的认定主体,标准以及方式等作如下讨论:
1.认定主体的限制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五条规定，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规定，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可以认定其商标是否构成驰名商标。而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法院在个案中可对驰名商标作出认定。2001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解释》）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200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解释》）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可以对涉及的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所以我国有权认定驰名商标的应是商标行政主管机关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组织(含仲裁机关)不得认定或采取其他变相方式认定驰名商标。
2.认定标准的限制
根据《商标法》第14条规定，认定驰名商标应考虑以下因素：
（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这是构成驰名商标最基本的条件。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的要求，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这里的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述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相关公众“的范围不同，一个商标的“知名度“也就不同。例如，“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联想“、“方正“等商标在我国广大电脑用户中几乎无人不知，不能不谓之驰名；但是，相对于我国13亿多人口而言，电脑用户毕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许多工矿企业的职工和绝大多数农民中，知道这些商标的人恐怕并不多。因此，确定哪些范围的“公众“是“相关公众“是认定驰名商标的关键问题之一。⑴
②本规定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在外国驰名的商标如果不为中国的相关公众知晓，不能认定为驰名商标。
③驰名商标要享有较高声誉。一个商标的知名度越高，其信誉越高，该商标会对消费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市场占有率也就越高。
（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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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傅召平
引 言
近几年，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已被列入工作日程，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使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 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保证严肃执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举证，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 也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所应承担的义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该条第一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第二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人民法院证明责任的连接点，第三款是规定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本文将法院审核证据的责任称之为证明责任，因为审核证据只是行为， 证明事实才是目的，审核证据是现象，证明事实才是本质，审核证据包含在证明责任之中)．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虽然只简约地规定了三款，但是其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而且引起了民诉法学界对选择民事诉讼模式的无限遐想，1 笔者是基层司法工作者，学识浅薄，无力下海弄潮，在本文随声附和地谈谈举证责任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算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中凑凑热闹。
一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关于举证责任的界说大体上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义务说、危险负担说等。
行为责任说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是真实的责任，该学说在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的八十年代较为流行，原因是：1、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包揽了全部的调查取证．2、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采取否定态度，追求绝对真实。 “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又要求人民法院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将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以便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这是我们的基点。”2
双重含义说指举证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3 在诉讼进行中，法律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实施提供证据行为和证明行为， 结果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实施举证行为或在其主张无法证实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结果责任，是因为：1、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此种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义务说认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属性属于诉讼义务，4 因为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举证责任不仅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性(内在动力)，更重要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事实义务属性(外在动力)；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更贴近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容置疑地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
以上三种举证责任界说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举证责任的不同内涵，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内涵的变化，同时体现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变化，即从职权主义到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变化的整个过程，我国从过去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审判方式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提高民事审判效率和效益，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配置。
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在一般教科书中，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又名证明责任。5 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名称的差别，源于历史上移译过程中产生的讹。6 但是正是这种讹，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证明活动，而且也为这两类活动提供了两个合适的名称。从实然法来看，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 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就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第三款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等等条款，都应当视为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由此观之，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差别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诉讼各方当事人，而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则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才 能发生，而证明责任的负担则是一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完成证明责任，一定使一方当事人遭受败诉或部分败诉的后果；举证责任可以放弃以及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证明责任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转移。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互相区别，是否还有联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明了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能向证明责任转移，这个特定条件就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此时，这种难以自行收集的证据就会离开举证责任的范围，而成为证明责任的内容，人民法院对此种证据“应当调查收集”。民事诉讼法在这里实际上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提供了一个连接点，是有了这个连接点，举证责任才有向证明责任转移的可能．但是，即使在人民法院通过承担证明责任来调查收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的情况下，当事人仍不能免除对举证责任的负担。人民法院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延伸”，是一个代行为，这个代行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证明责任内，一旦完成，它将返回到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中去，因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又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的证据当然包括人民法院代为收集的证据。
笔者不惜笔墨阐明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折射出两种责任的承担者—— 当事人和人民法院(或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我国过去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后，我们的法官还有相当多数沉浸在职权主义模式中，包揽全部调查取证活动；也有少数法官误解当事人举证责任，凡证据均是当事人负责收集递交，不管当事人能否客观上收集到，法官在所不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不良倾向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 中都可能发生，这实际上是法官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角色错位。当事人各方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各自承担举证责任是原则，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向法官的证明责任延伸是例外，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7
首先，使诉权和审判权在诉讼证据制度上的混淆得到了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民事审判方式实行当事人举证，法官听证，当事人行使诉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当事人依照诉权要求举证，法官按审判权要求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进行审查，运用理性思维，综合当事人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民事审判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各方也运用各自的证据进行证明，那么当事人的证明与法官的证明活动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1，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由当事人的辩论权派生，是诉讼权利，可以行使亦可放弃，而法官的证明活动是审判权的必然要求，不得放弃；2、在可能的情况下，当事人举的证据至他自己能充分证明他的主张止；法官的证明活动是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不圃于任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以最大限度再现真实为己任。3．当事人的证明属举证责任范畴，法官的证明活动属裁判范畴，然而法官是不得承担举证责任的．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是一项公认的诉讼活动原则，人民法院不承担举证 责任正是此项原则在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方面的良好体现．如果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违背了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更意味着人民法院可能会背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诉讼原则。 4、当事人的证明在特定诉讼条件下，可以向法官的证明活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单向可逆的，即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向法宫的证明转移，当事人的证明通过法官的证明—旦完成之后，就立即返回到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中，法官的证明却不能向当事人的证明转移。法官的证明总是有结果的，这种结果就是由当事人承担的胜诉或败诉后果。所以说，区分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也就解决了法官“包揽取证”的问题，解决了当事人的诉权与法官审判权相混淆的问题．
其次，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包括审判效果、庭审质量。诉权行使和结果公正在内的审判质量，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得到了提高．因为当事人对案件最了解，对所需何种证据以及到何处去收集最清楚，对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举证最积极，不仅保证了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充分行使，加快了审判速度，提高审判效率，而且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所举之证、反驳之证，从不同角度去认定和否定主张的事实，为防止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法官客观听证和采信证据、处理“公正”奠定了基础．
第三，保障律师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过去传统的民审判方式中，由于不区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律师的诉讼代理活动，主要是靠查阅法院“包揽取证”的卷宗，往往出现律师与法官讼争的现象，影响了律师诉讼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们必须厘清当事人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行当事人举证，把律师诉讼代理行为的主要基点引导和规范到积极为被代理人举证查证上，变过去同法官“对峙”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相互举证、质证及讼争，发挥了律师诉讼代理人的正确作用。
二
我们在对举证责任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立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现实，来审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目标及举证责任在审判活动中的价值体现。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学界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属性、转换及选择之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研讨氛围异常浓厚．但是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不清业已导致审判业务中无所适从，具体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来看就是缺乏理论指导，8 审判方式改革只得按照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错了重来．
笔者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权威理论指导之前，我们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从民事诉讼活动自身构成要素出发，摸索改革的方向。众所周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构成民事诉讼的两大组成都分。证据是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从这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行为视为举证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视为证明行为，那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线也就可以视为如何正确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 法院的证明责任。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改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之误，是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弊，因此不必拘泥于民事诉讼法的个别规定，该执行的须执行，该突破的要突破，9 笔者作为司法工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如果我们的审判方式改革将民事诉讼法典都改了，那么民事诉讼法典的权威何在?全国人大的权威何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旧习惯，旧做法，中心环节就是改掉过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的旧做法，正确界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真正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生命力所在，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然而离开法律规定去给当事人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悖程序正义，而且也是违法的，因此民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对人民法院来说，审判式改革，不如说改良或改。
民事审判式改革的目是什么?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不同的归纳。从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来看，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过去我们一些法官由于包揽取证，在庭前就掌握了案情，庭审中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指挥法庭调查、辩论活动。当事人被动受审，而遭受法官取证“突袭”的当 事人则对人民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改革审判方式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法官“主动管理”的错误心态，分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让当事人在公正的程序中举证，质证，法官综合各方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由于当事人各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经受了公正，平等、民主的待遇，因此不管实体结果如何，出于诉讼程序正义的无可挑剔，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自然会在其心目中塑造起来．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同时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也只能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高度兼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10 (即现代职权主义)， 这种诉讼模式在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的联系中也得到了印证。前面谈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以暂时向法官的证明责任转移，即法官为完成证明责任得依职权代为当事人举证。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民事诉讼模式中还带有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在诉讼中，对诉讼的中心环节——举证还有着较强的干预。
在明确了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属混合式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如何处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显然是与审判方式改革背道而驰的，但是将收集证据的责任一概推给当事人，也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不出证据，不是必然要承担败诉后果，而要看举不出证据的原因。11 最高人民法院于98年7月6日公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转移的连接点进行了例 举：“l、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 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 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以看出，《规定》对连接点的例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的例举相比较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保留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这一弹性条款，更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必须保留职权主义，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而应兼采两者之长。 《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条对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规则进行了详细地规范，使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高效有序运作．
从法理上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然而，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论具有多重性，那么我国应如何确定民事诉讼目的呢?首先，民事案件事实审理应当追求客观真实仍是最高理念；其次，基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诉讼的促进、诉讼经济等因素的考虑，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必须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同时赋予当事人自由、平等地追求此二利益的机会。12 在我国民事诉讼目的论中，发现和保护真实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是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保护却很不足。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保护当事人的在诉讼中的程序利益，重要的切口在落实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划清其与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界限，充分调动并保护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而且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有它独立存在的自由与公正的内在价值。
举证责任是包含有风险负担的诉讼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的自由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不受人民法院的压抑，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小而言之是诉讼权利，大而言之可上升至受司法保障的宪法权利，对当事人的举证，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审判。2、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进行证明时不受诉讼外干扰。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属审判权范畴，不应受行政权等外界压力干扰，举证责任的公正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是 平等地参加，人民法院保持超脱中立位置，除非当事 人找到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连接点并申请时，人民法院不代为取证。2、当事人的举证是在庭审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人民法院不搞暗箱操作，事前禁止单方接触。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降低审判成本，也许有人提出审判成本降低了，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了，因此整个诉讼成本总量还是没有变。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界限不清，那么当事人为了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转移，并在诉讼外进行大量非公开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是个不可估测的变量，也许是吞噬金钱的黑洞．如果将当事人这些投入算进来，那么 贯彻实行举证责任制度的诉讼成本总量会大大下降，况且，在诉讼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人民法院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解决更多的民事争议，这就是举证责任在审判过程中效益价值。
结束语
有人会提出，本文所称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本文认为，之所以弃“审查核实”而取“证明责任”，是 因为在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承担的不仅仅是“审查核实证据”，而是更多，一定程度上讲，审判权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圆满完成，有证据，方有“审查核实”的对象，所以人民法院必须收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特定条件下，人民法院还代为当事人提供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人民 法院的代为举证将通过质证程序回到当事人那里去(风险后果由当事人负担)，最终再回复到证明责任中来，等等，民事诉讼法的“审查核实”却不足以描述这些，“证明责任”恰好可以较为圆满地说明它们，更何况“证明责任”包容了“审查核实”。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立法的缺陷，现行民事诉讼法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举证时限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这使得目前人民法院的某些证明活动陷入非理操作，如要求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须知》，限时要求当事人举证等，我们期待着民事诉讼 法修改时能够完善这些内容。
（于1998年秋）
注释：
(1)何文燕教授主张在确定我国民诉模式改革目标时，应以现行的职权主义民诉模式为基础，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之长建立一种高度兼容的民诉模式，即现代职权主义模式。谢安山、王伯山、宋纯新等同志主张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吸收职权主义的优点，实现兼收并蓄的新型审判方式；张卫平教授主张我国应选择大陆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引自《法学研究》98年第3期， 李浩： 《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2)参见周道鸾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P124， 法律出版社。
(8)参见梁书文等主编： 《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P195，人民法院出版社。
(4)参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92年第3期。
(6)参见巫宇?主编： 《证据学》P92，群众出版社。
(6)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均从英文burden of proof翻译而来，由于译名的差别产生了两个名称。 参见刘海东等《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载《法学》 93年第3期，
(7)参见王柏山，宋纯新主编： 《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P105，人民法院出版社。
(8)张卫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一直比较冷清，平静，在学术界还没有留神的情况下，人们便大胆地实施和推进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但是学术界不甘心这种被动局面，迅速地投入了民事审判改革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民诉理论的热点研究。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载《现代法学》96年第6期。
(9)参见田平安：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探略》， 载《现代法学》96年第4期。
海域使用权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叶知年
摘 要 我国有着辽阔的海域及其资源与环境。为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海域，必须建立和完善海域使用权法律制度。海域使用权由海域所有权派生而出，包括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海域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具有用益物权的一般效力和自己的特殊效力；海域使用权的设定，主要包括海域使用审批制度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关键词 海域 所有权 使用权
我国有着辽阔的海域及其资源与环境。据统计，我国领海面积达38万平方公里，大陆线和岛屿岸线长达3万2千公里。它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持因素和财富，是关系我国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持领域。2003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人民币大关，达到10077.7亿元人民币，海洋产业增加值为4450余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2年增长9.4%，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当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所以，建立和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人不揣浅陋，拟对这一制度中的基本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一、海域使用权的内涵
正确界定海域使用权的内涵，是研究海域使用权的性质，进而科学设计海域海域使用法律制度，使海域使用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逻辑前提。海域主要是指一定国家的海岸带、内水、领海、历史性水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所称海域，是指我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海域使用权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所享有的对特定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使用海域的权利；（二）是使用海域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即使用海域是为了利用海域从事开发利用活动，取得经济效益；（三）是使用特定海域的权利，即其标的是四至可以界定的某一特定海域；（四）是为从事特定开发利用活动而使用海域的权利，即海域使用权人必须按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并记载于海域使用权证书上的用途使用海域；（五）是海域使用权人申请并经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定的权利， 即其变动只采核准方式，不因时效、优先或者习惯而取得；（六）是有法定存续期间的权利，即其经过一定期间后即归于消灭；（七）是具有独占排他性的权利。
海域使用权与海域所有权的关系极为密切。（一）两者为本源与派生的关系。海域所有权为海域使用权之母，海域使用权由海域所有权派生而来。海域所有权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其中的占有、使用、收益诸权能经过特定程序而分离，形成海域使用权。若不存在独立的海域所有权或者所有权权属不清，则海域使用权无从产生并独立存在。（二）两者的主体不同。一方面，海域作为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可带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多重效益，其功用和效益应该为全体社会服务。也就是说，海域作为国家的自然资源，具有社会共享性。海域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另一方面，对海域的开发利用，在某些情形下不能由社会共同实现，对具体的海域使用者来说，海域的使用是排他的。为妥当分配国家利益与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使社会全面均衡地发展，海域使用权应当由国家以外的民事主体行使。所以，《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
正确认识海域所有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关系，其意义有：（一）有利于明晰海域的权属，所有者和使用者到位。长期以来，国家作为海域所有者的产权不仅得不到认可、保障，而且海域被无偿地开发利用，形成了“谁占有，谁受益”的不成文规定。开发者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实际情况，使许多开发者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重开发利益、轻海洋保护，使海洋资源被浪费、破坏，大量的开发效益被转化为部门、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明确国家是海域的所有者，所有权人可以在保留海域所有权的情形下，通过约定设定海域使用权，转移对海域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获得相应的对价，实现所有者的利益，从而保护了国家的利益。海域使用权可以由民事主体行使，允许海域所有权与海域使用权分离，实现海域的有偿使用，能使国有资源性资产保值、增值，从而完善我国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二）有利于民事主体合理开发利用海域，保护其合法权益。民事主体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后，其作为海域使用者的地位从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具有自主决策权，积极性得到调动，有利于其有效地开发利用海域，使海洋资源发挥出更好的效益，从而提高海域开发利用的总体水平。（三）有利于国家加强海域开发利用的管理，保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利用海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的品质。而人民生活的品质含有环境卫生的改进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海洋资源具有多样性、兼容性和多宜性等特点，海洋开发活动之间由于海洋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如海水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海域利用空间的立体性、分层性等），又极易相互影响和干扰，因此，海域开发利用必须严格遵循科学规律，才能充分发挥海洋资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效益。海域使用权作为与海域所有权权能相分离而获得独立的财产权，不仅要受到法律对海域使用权行使的限制，而且要受到海域所有者意志的限制。这样，在海域使用者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海域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海域所有者还可以对其权利的存在和行使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予以限制，“加深人们对使用权和资源稀缺性的理解，从而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增加人们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和海洋国土观念，使开发行为更理性，不突破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界限。”①使得海域的开发利用达到个人效率追求与大众生存需求的协调，减少海洋资源浪费的现象，避免破坏海洋资源及环境的行为，从而保证海域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海域使用权的性质
海域使用权的性质如何界定，学者间有争议。“单纯物权否定说”认为，海域使用权具有民法物权的支配性、对世性的特征，但反对将其标的视为民法上的物；“物权说”认为，海域具有可支配性，符合民法上物的概念，故海域使用权为物权；“准物权说”认为，海域使用权非为民法上的物权，而在法律上视为物权，准用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规定。
依民法理论，物是能满足人的需要，具有稀缺性和合法性，能为人所支配控制的物质对象。②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特定的物进行管领支配并享受物之利益的排他性权利，③分为所有权和限制物权。所有权是对其标的物进行全面支配的物权，限制物权是所有权以外的在特定方面对物进行支配的物权。根据所支配内容不同，限制物权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是以支配物的利用价值为内容的物权。海域使用权为满足海域所有者直接支配海域以及通过市场优化配置海洋资源方面的基本需求，解决海洋资源所有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当属于用益物权。主要理由是：（一）海域使用权是海域使用权人在国家所有的海域上设置的一种权利，是对国家所有的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主体不是海域所有权的主体——国家，而是国家以外的人。（二）海域使用权的指向的客体是海域，其空间资源的属性决定了海域的不动产属性，海域应当属于物权法上“物”的范围，海域使用权是使用海域并获得其利益的权利，应为财产权。（三）海域使用权不是对人的请求权，而是对物的支配权，即海域使用权人对一定海域具有直接支配的权利，其实现为一定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不依赖于他人的任何给付义务或者其他积极义务的履行。（四）海域使用权的积极作用除了海域使用人权对海域的使用收益外，亦能以其为标的而取得设定、移转、变更或者消灭，因此，它至少应是存在于一定权利之上的权利——用益物权。
但是，“民法对用益物权之规定，可谓几乎完全系对土地而发，例如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典权并及于房屋而已。”④而海域使用权的客体并非土地。因此，与传统的用益物权相比，海域使用权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海域使用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传统用益物权的标的物为不动产，且限于土地和建筑物。⑤而海域使用权的客体是特定海域内的地上地下土壤与其所含的资源（如矿产、生物等）。也就是说，民事主体在从事港口、养殖、采矿、开采油气和公共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时，都要占用一定的海域。（二）海域使用权的构成具有复合性。传统用益物权的构成，是以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作为要素。而海域使用权的构成，一方面以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作为要素，另一方面同时并存着在特定海域内从事盐田和深海养殖作业等权利与在同一海域内的地下使用权（如铺设电缆）两种要素。（三）海域使用权属于具有公法性质的私权。主力说认为，依据规范该行为的法规，并非任何一般人皆可成为该行为的权利或者义务主体，而必须并且仅能由统治权主体或者行政官署担当其权利或者义务的主体的，该法规为公法法规，依该法规所为的行为，为公法行为。反之，依规范该行为的法规，一般人亦可成为该行为的权利或者义务主体，并不以统治权主体或者行政官署为限的，该法规为私法法规，依据该法规所为的行为，是私法行为。⑥传统的用益物权为私权，主要是物权人自己利益的法律上之力，原则上可自由处分，为继承的标的物，可被强制执行。而海域使用权一方面作为用益物权，另一方面因其往往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战略利益，在取得、转让、行使等方面被课以种种公法上的义务，法律对海域使用权设置不少管理监督规定，所以又具有公法性质。
正确认识海域使用权与传统用益物权的区别，其意义在于：（一）为了使民法已有的用益物权概念体系不遭到破坏，同时突出海域使用权作为新型用益物权的特征，使整个物权体系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兼顾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立法体例上不宜将海域使用权纳入民法典物权编范畴，而应该将其纳入作为特别法的海域使用法予以调整。⑦（二）海域使用法针对海域使用权的特征制定了不同于传统用益物权的法律规则，使海域使用权在客体、内容、效力范围、设定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用益物权的特殊性非常明显了。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海域使用权的取得、转让和行使应当优先适用海域使用法的规定，只有在海域使用法没有规定时，才考虑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不过，必须注意的是，海域使用权作为对传统用益物权的新发展，并未改变传统用益物权的固有属性。为保持民法典物权体系的和谐，必须协调好海域使用权与相关物权制度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相互衔接和配合，形成由物权基本法（民法典）与特别法（海域使用法）共同构成的逻辑完整、条理清晰、结构合理的民法物权体系，以共同维护物的归属和流转秩序。“在物权法中不直接规定这些物权类型，但在物权法总则编的设计中要给这些物权的存在和发展留下适宜空间，即这些物权仍适用物权法总则的规定。”⑧
三、海域使用权的设定
依民法理论，物权的设定实行法定主义，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统一地确定，不允许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地决定。海域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其种类和内容理应由法律予以严格规定。但是，由于海域的使用范围无限广泛且不断拓展，利用方式不同内容必然迥异，海域使用权的设定实行法定主义，应当通过海域使用法设计出民事主体通过法律行为创制海域使用权必须具备的程序要件。这样，一方面照顾了海域使用法对海域使用权设定的强制要求，有效地保障了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为海域使用权的设定提供了开放性的法律结构，使海域使用法能够适应海域开发利用不断发展的时代节拍。基于以上考虑，海域使用法对海域使用权的设定应重点规定如下两项制度：
（一）海域使用审批制度
多年来，海域使用审批权限不清，导致管理政出多门，廉价甚至无价出让海域使用权，开发秩序混乱，用海纠纷频发，造成国有资源性资产大量流失，局部海域生态环境恶化，有些资源甚至面临灭绝的危险。我国海域管理实践和海域使用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证明，国家管辖海域作为一个整体，多头分散管理模式不利于海域的合理利用，不利于维护国家和海域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的海域开发利用秩序，必须对全国海域开发利用实行统筹协调管理。海域使用审批制度是海域使用法的一项基本法定制度，也是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行政职责的具体体现。海域使用权的设定首先应当贯彻这一制度。
具体而言，海域使用审批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海域使用审批原则。海域使用实行分级审批，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有利于海域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各种使用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海域及其资源的持续利用；有利于保护海域生态环境和资源；有利于保护海域的自然景观；有利于维护人民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2.海域使用审批权限。下列项目用海，应当报国务院审批：（1）填海5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2）围海10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3）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70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4）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5）国务院规定的其它项目用海。前例以外的项目用海的审批权限，由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这样，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各自权限，坚持海域使用审批权限既要适当集中、又要适度放权的原则，根据用海项目对海域属性的影响程度区别对待，坚持有宽有严、宽严适度的原则，使海域使用审批即要合理分类、实行用途管理，又要确定一定规模。
3.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为防止海域使用“过度”，海域使用应当实行可行性论证制度。交通、工业、矿业、旅游、服务业、围海和填海、电缆管道及排污等可能改变海域属性，影响海洋生态环境和其它开发活动的用海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拟定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书编写大纲，经有关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审查认可后，编报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书。对海域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相关产业影响较小，并且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项目，经有关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可以简化手续，填报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表。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书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成立的论证委员会进行评审；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表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4.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海域使用申请经依法批准后，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申请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取得海域使用权。通过招标或者拍卖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时，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招标或者拍卖方案，报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招标或者拍卖工作完成后，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向中标人或者买受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中标人或者买受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人有依法保护和合理使用海域的义务，海域使用权人在使用海域期间，未经依法批准，不得从事海洋基础测绘；海域使用权人发现所使用海域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当及时报告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海域用途；确需改变的，应当在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报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
（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多年来，我国海域无偿使用制度对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海域开发利用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亦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一些沿海地区擅自占用或者出让、转让、出租海域，无偿使用海域现象突出，不仅造成国有海域资源性资产流失，而且加剧了乱占海域、乱围乱垦事件的发生，造成海洋资源衰退，海洋环境恶化，严重影响海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海域正以一种商品形式进入到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势在必行。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直接调整和影响海域使用者的经济效益，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拓宽开发利用海域的融资渠道，实现投入、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环。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海域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杜绝海域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国有资源性资产流失。具体而言，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包括非公益性港口和码头及其附属设施、旅游设施、养殖（含渔民个人海水养殖）、盐田、采矿及油气开发、管道铺设、排污倾废、围填海等海洋工程和设施，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但下列用海，免缴海域使用金：（1）军事用海；（2）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3）非经营性的航道、锚地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4）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下列用海，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1）公用设施用海；（2）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3）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的本质是海域所有权人凭借海域所有权取得的经济利益。但是应当明确，我国现阶段海域使用金并非海域使用权商品价值的真正表现形态，而只是国家凭借其海域所有权人身份分割的一部分利益的行为，属于国家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利益分配范畴。
2.海域有偿使用的时间限制。在我国，海域使用的期限采法定主义，即法律强行规定不同类型海域使用权的有效期限。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下列用途确定：（1）养殖用海15年；（2）拆船用海20年；（3）旅游、娱乐用海25年；（4）盐业、矿业用海30年；（5）公益事业用海40年；（6）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50年。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准予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缴纳续期的海域使用金。这样，就可以避免海域使用权内容的僵硬，有利于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每隔一定时间，对海域利用加以规划，对海域使用权的主体及内容加以检讨，以合理设置海域使用权，达到海域的综合利用和海洋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
3.海域使用权的收回。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但对海域使用权人应当给予相应补偿。
四、海域使用权的效力
为确保物权人直接支配标的物、享受物权利益的圆满状态不受侵害，大陆法系各国法律赋予了物权某些特定的保障力。这些特定的保障力被民法学者称为物权的效力。⑨《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海域使用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具有物权的一般效力和自己的特殊之处。
（一） 海域使用权的排他效力
排他效力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容许两个以上同一内容或者性质的物权同时存在。依此效力，第一，排斥他人在未经海域使用权人允许且无其他法律根据的情形下，对海域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行为，当海域使用权受到侵害时，海域使用权人有权请求法律保护，包括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 这种排他性，不仅对抗第三人，而且可以对抗所有权人。第二，在同一海域内不得同时并存两个以上性质不相容的同种或者异种的海域使用权。当然，个别情形下亦有例外，区分海域使用权即为典型。所谓区分海域使用权，是指在同一海域地上地下垂直地存在两个以上的海域使用权。如某单位依法取得一定海域的使用权，在该海域内从事海上养殖作业；另一单位因通信需要，亦依法取得该海域的地下使用权，在该海域地下铺设电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将海域使用权的客体立体化，既着眼于客体的水平方向，又注意到客体的垂直方向，以满足权利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较复杂、高效益的要求。它照顾到了权利主体需要与负担能力的平衡，符合客体的物理性能结构和交易实际，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所以，区分海域使用权与海域使用权的排他效力并无抵触，仍是海域使用权排他效力的体现，是同一海域内存在着数个海域使用权呈上下排列的现象。必须注意的是，在区分海域使用权的情形下，应当依民法规定处理好相邻关系。⑩《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
（二）海域使用权的优先效力
它包括对外优先效力和对内优先孝力两个方面。物权的对外优先效力指物权与债权同时并存时，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依此效力，海域使用权与债权同时并存时，无论两者成立的先后如何，海域使用权均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依照规定，在海域使用法实施以前，已经使用海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海域使用确权申请，经审核符合海域使用法规定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海域使用权。以出让等有偿方式确认的海域使用权年限届满，海域使用者需要使用海域的，应当于届满三个月以前依法重新办理海域使用申请手续，经批准办理海域使用确权手续后，可继续行使海域使用权。物权的对内效力指物权相互之间的效力。根据民法理论，同一标的物有两个以上内容或者性质相同的物权存在时，成立在先的物权原则上优先于成立在后的物权。依此效力，海域使用者在依法取得使用权的海域内设定两个以上内容或者性质相同的物权（如抵押权）时，登记成立在先的物权优先于登记成立在后的物权。
（三）海域使用权的追及效力
追及效力指物权成立后，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入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追及物之所在，请求占有人返还原物。依此效力，海域使用权依法设定后，不论被何人不法侵占，海域使用者均得主张其权利，将不法占有人驱逐出该海域或者请求不法占有人返还其占有的财产。
（四）海域使用权的物上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指当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虞时，物权人得请求对方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排除或者预防妨害。依此效力，海域使用权被他人不法侵害时，海域使用者得请求停止侵害；海域使用权的行使存在有障碍时，海域使用者得请求排除妨害；海域使用者在已依法取得使用权的海域内的财产遭受损害时，得请求修复，以恢复原状；海域使用权有被侵害之虞时，海域使用者得请求排除妨害；在上述前三种情形下，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海域使用者得请求损害赔偿。《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阻挠、妨害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可以请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排除妨害，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造成损失的，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傅召平
引 言
近几年，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已被列入工作日程，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使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 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保证严肃执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举证，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 也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所应承担的义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该条第一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第二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人民法院证明责任的连接点，第三款是规定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本文将法院审核证据的责任称之为证明责任，因为审核证据只是行为， 证明事实才是目的，审核证据是现象，证明事实才是本质，审核证据包含在证明责任之中)．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虽然只简约地规定了三款，但是其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而且引起了民诉法学界对选择民事诉讼模式的无限遐想，1 笔者是基层司法工作者，学识浅薄，无力下海弄潮，在本文随声附和地谈谈举证责任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算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中凑凑热闹。
一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关于举证责任的界说大体上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义务说、危险负担说等。
行为责任说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是真实的责任，该学说在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的八十年代较为流行，原因是：1、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包揽了全部的调查取证．2、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采取否定态度，追求绝对真实。 “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又要求人民法院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将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以便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这是我们的基点。”2
双重含义说指举证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3 在诉讼进行中，法律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实施提供证据行为和证明行为， 结果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实施举证行为或在其主张无法证实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结果责任，是因为：1、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了举证责任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此种案件又不得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义务说认为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属性属于诉讼义务，4 因为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举证责任不仅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性(内在动力)，更重要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事实义务属性(外在动力)；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更贴近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容置疑地属于诉讼义务的范畴。
以上三种举证责任界说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举证责任的不同内涵，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内涵的变化，同时体现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变化，即从职权主义到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变化的整个过程，我国从过去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审判方式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提高民事审判效率和效益，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配置。
很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在一般教科书中，往往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又名证明责任。5 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名称的差别，源于历史上移译过程中产生的讹。6 但是正是这种讹，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证明活动，而且也为这两类活动提供了两个合适的名称。从实然法来看，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 据的一切事实(证据)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合法性)的责任。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就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第三款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等等条款，都应当视为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由此观之，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差别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诉讼各方当事人，而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则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才 能发生，而证明责任的负担则是一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完成证明责任，一定使一方当事人遭受败诉或部分败诉的后果；举证责任可以放弃以及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证明责任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转移。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互相区别，是否还有联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明了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能向证明责任转移，这个特定条件就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此时，这种难以自行收集的证据就会离开举证责任的范围，而成为证明责任的内容，人民法院对此种证据“应当调查收集”。民事诉讼法在这里实际上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提供了一个连接点，是有了这个连接点，举证责任才有向证明责任转移的可能．但是，即使在人民法院通过承担证明责任来调查收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的情况下，当事人仍不能免除对举证责任的负担。人民法院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延伸”，是一个代行为，这个代行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证明责任内，一旦完成，它将返回到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中去，因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又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的证据当然包括人民法院代为收集的证据。
笔者不惜笔墨阐明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折射出两种责任的承担者—— 当事人和人民法院(或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我国过去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后，我们的法官还有相当多数沉浸在职权主义模式中，包揽全部调查取证活动；也有少数法官误解当事人举证责任，凡证据均是当事人负责收集递交，不管当事人能否客观上收集到，法官在所不问．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不良倾向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 中都可能发生，这实际上是法官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角色错位。当事人各方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各自承担举证责任是原则，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向法官的证明责任延伸是例外，这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7
首先，使诉权和审判权在诉讼证据制度上的混淆得到了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民事审判方式实行当事人举证，法官听证，当事人行使诉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当事人依照诉权要求举证，法官按审判权要求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可采性进行审查，运用理性思维，综合当事人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民事审判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各方也运用各自的证据进行证明，那么当事人的证明与法官的证明活动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1，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由当事人的辩论权派生，是诉讼权利，可以行使亦可放弃，而法官的证明活动是审判权的必然要求，不得放弃；2、在可能的情况下，当事人举的证据至他自己能充分证明他的主张止；法官的证明活动是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不圃于任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以最大限度再现真实为己任。3．当事人的证明属举证责任范畴，法官的证明活动属裁判范畴，然而法官是不得承担举证责任的．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是一项公认的诉讼活动原则，人民法院不承担举证 责任正是此项原则在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方面的良好体现．如果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不仅仅意味着违背了任何人均不得为自己的法官，更意味着人民法院可能会背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诉讼原则。 4、当事人的证明在特定诉讼条件下，可以向法官的证明活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单向可逆的，即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向法宫的证明转移，当事人的证明通过法官的证明—旦完成之后，就立即返回到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中，法官的证明却不能向当事人的证明转移。法官的证明总是有结果的，这种结果就是由当事人承担的胜诉或败诉后果。所以说，区分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也就解决了法官“包揽取证”的问题，解决了当事人的诉权与法官审判权相混淆的问题．
其次，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包括审判效果、庭审质量。诉权行使和结果公正在内的审判质量，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得到了提高．因为当事人对案件最了解，对所需何种证据以及到何处去收集最清楚，对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举证最积极，不仅保证了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充分行使，加快了审判速度，提高审判效率，而且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所举之证、反驳之证，从不同角度去认定和否定主张的事实，为防止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法官客观听证和采信证据、处理“公正”奠定了基础．
第三，保障律师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过去传统的民审判方式中，由于不区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律师的诉讼代理活动，主要是靠查阅法院“包揽取证”的卷宗，往往出现律师与法官讼争的现象，影响了律师诉讼代理作用的正确发挥。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们必须厘清当事人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行当事人举证，把律师诉讼代理行为的主要基点引导和规范到积极为被代理人举证查证上，变过去同法官“对峙”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相互举证、质证及讼争，发挥了律师诉讼代理人的正确作用。
二
我们在对举证责任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立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现实，来审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目标及举证责任在审判活动中的价值体现。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学界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属性、转换及选择之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研讨氛围异常浓厚．但是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不清业已导致审判业务中无所适从，具体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来看就是缺乏理论指导，8 审判方式改革只得按照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错了重来．
笔者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权威理论指导之前，我们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从民事诉讼活动自身构成要素出发，摸索改革的方向。众所周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构成民事诉讼的两大组成都分。证据是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从这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行为视为举证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视为证明行为，那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主线也就可以视为如何正确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 法院的证明责任。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改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之误，是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弊，因此不必拘泥于民事诉讼法的个别规定，该执行的须执行，该突破的要突破，9 笔者作为司法工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如果我们的审判方式改革将民事诉讼法典都改了，那么民事诉讼法典的权威何在?全国人大的权威何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旧习惯，旧做法，中心环节就是改掉过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的旧做法，正确界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真正贯彻实施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生命力所在，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然而离开法律规定去给当事人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悖程序正义，而且也是违法的，因此民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对人民法院来说，审判式改革，不如说改良或改。
民事审判式改革的目是什么?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不同的归纳。从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来看，我们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过去我们一些法官由于包揽取证，在庭前就掌握了案情，庭审中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指挥法庭调查、辩论活动。当事人被动受审，而遭受法官取证“突袭”的当 事人则对人民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改革审判方式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法官“主动管理”的错误心态，分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让当事人在公正的程序中举证，质证，法官综合各方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由于当事人各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经受了公正，平等、民主的待遇，因此不管实体结果如何，出于诉讼程序正义的无可挑剔，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自然会在其心目中塑造起来．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能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同时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也只能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高度兼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10 (即现代职权主义)， 这种诉讼模式在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的联系中也得到了印证。前面谈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以暂时向法官的证明责任转移，即法官为完成证明责任得依职权代为当事人举证。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民事诉讼模式中还带有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在诉讼中，对诉讼的中心环节——举证还有着较强的干预。
在明确了我国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属混合式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再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如何处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显然是与审判方式改革背道而驰的，但是将收集证据的责任一概推给当事人，也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不出证据，不是必然要承担败诉后果，而要看举不出证据的原因。11 最高人民法院于98年7月6日公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转移的连接点进行了例 举：“l、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 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 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以看出，《规定》对连接点的例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的例举相比较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保留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这一弹性条款，更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必须保留职权主义，不能照搬当事人主义，而应兼采两者之长。 《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条对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规则进行了详细地规范，使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高效有序运作．
从法理上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然而，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论具有多重性，那么我国应如何确定民事诉讼目的呢?首先，民事案件事实审理应当追求客观真实仍是最高理念；其次，基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诉讼的促进、诉讼经济等因素的考虑，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必须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同时赋予当事人自由、平等地追求此二利益的机会。12 在我国民事诉讼目的论中，发现和保护真实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是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保护却很不足。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保护当事人的在诉讼中的程序利益，重要的切口在落实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划清其与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界限，充分调动并保护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而且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有它独立存在的自由与公正的内在价值。
举证责任是包含有风险负担的诉讼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的自由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不受人民法院的压抑，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小而言之是诉讼权利，大而言之可上升至受司法保障的宪法权利，对当事人的举证，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审判。2、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进行证明时不受诉讼外干扰。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属审判权范畴，不应受行政权等外界压力干扰，举证责任的公正价值体现在：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是 平等地参加，人民法院保持超脱中立位置，除非当事 人找到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连接点并申请时，人民法院不代为取证。2、当事人的举证是在庭审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人民法院不搞暗箱操作，事前禁止单方接触。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降低审判成本，也许有人提出审判成本降低了，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了，因此整个诉讼成本总量还是没有变。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界限不清，那么当事人为了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转移，并在诉讼外进行大量非公开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是个不可估测的变量，也许是吞噬金钱的黑洞．如果将当事人这些投入算进来，那么 贯彻实行举证责任制度的诉讼成本总量会大大下降，况且，在诉讼中正确处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利于人民法院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解决更多的民事争议，这就是举证责任在审判过程中效益价值。
结束语
有人会提出，本文所称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就是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本文认为，之所以弃“审查核实”而取“证明责任”，是 因为在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承担的不仅仅是“审查核实证据”，而是更多，一定程度上讲，审判权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圆满完成，有证据，方有“审查核实”的对象，所以人民法院必须收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特定条件下，人民法院还代为当事人提供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人民 法院的代为举证将通过质证程序回到当事人那里去(风险后果由当事人负担)，最终再回复到证明责任中来，等等，民事诉讼法的“审查核实”却不足以描述这些，“证明责任”恰好可以较为圆满地说明它们，更何况“证明责任”包容了“审查核实”。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立法的缺陷，现行民事诉讼法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举证时限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这使得目前人民法院的某些证明活动陷入非理操作，如要求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须知》，限时要求当事人举证等，我们期待着民事诉讼 法修改时能够完善这些内容。
（于1998年秋）
注释：
(1)何文燕教授主张在确定我国民诉模式改革目标时，应以现行的职权主义民诉模式为基础，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之长建立一种高度兼容的民诉模式，即现代职权主义模式。谢安山、王伯山、宋纯新等同志主张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吸收职权主义的优点，实现兼收并蓄的新型审判方式；张卫平教授主张我国应选择大陆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引自《法学研究》98年第3期， 李浩： 《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2)参见周道鸾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P124， 法律出版社。
(8)参见梁书文等主编： 《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P195，人民法院出版社。
(4)参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92年第3期。
(6)参见巫宇?主编： 《证据学》P92，群众出版社。
(6)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均从英文burden of proof翻译而来，由于译名的差别产生了两个名称。 参见刘海东等《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载《法学》 93年第3期，
(7)参见王柏山，宋纯新主编： 《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P105，人民法院出版社。
(8)张卫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一直比较冷清，平静，在学术界还没有留神的情况下，人们便大胆地实施和推进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但是学术界不甘心这种被动局面，迅速地投入了民事审判改革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民诉理论的热点研究。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载《现代法学》96年第6期。
(9)参见田平安：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探略》， 载《现代法学》96年第4期。
海域使用权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叶知年
摘 要 我国有着辽阔的海域及其资源与环境。为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海域，必须建立和完善海域使用权法律制度。海域使用权由海域所有权派生而出，包括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海域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具有用益物权的一般效力和自己的特殊效力；海域使用权的设定，主要包括海域使用审批制度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关键词 海域 所有权 使用权
我国有着辽阔的海域及其资源与环境。据统计，我国领海面积达38万平方公里，大陆线和岛屿岸线长达3万2千公里。它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持因素和财富，是关系我国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持领域。2003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人民币大关，达到10077.7亿元人民币，海洋产业增加值为4450余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2年增长9.4%，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当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所以，建立和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人不揣浅陋，拟对这一制度中的基本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一、海域使用权的内涵
正确界定海域使用权的内涵，是研究海域使用权的性质，进而科学设计海域海域使用法律制度，使海域使用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逻辑前提。海域主要是指一定国家的海岸带、内水、领海、历史性水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所称海域，是指我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海域使用权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所享有的对特定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使用海域的权利；（二）是使用海域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即使用海域是为了利用海域从事开发利用活动，取得经济效益；（三）是使用特定海域的权利，即其标的是四至可以界定的某一特定海域；（四）是为从事特定开发利用活动而使用海域的权利，即海域使用权人必须按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并记载于海域使用权证书上的用途使用海域；（五）是海域使用权人申请并经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定的权利， 即其变动只采核准方式，不因时效、优先或者习惯而取得；（六）是有法定存续期间的权利，即其经过一定期间后即归于消灭；（七）是具有独占排他性的权利。
海域使用权与海域所有权的关系极为密切。（一）两者为本源与派生的关系。海域所有权为海域使用权之母，海域使用权由海域所有权派生而来。海域所有权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其中的占有、使用、收益诸权能经过特定程序而分离，形成海域使用权。若不存在独立的海域所有权或者所有权权属不清，则海域使用权无从产生并独立存在。（二）两者的主体不同。一方面，海域作为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可带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多重效益，其功用和效益应该为全体社会服务。也就是说，海域作为国家的自然资源，具有社会共享性。海域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另一方面，对海域的开发利用，在某些情形下不能由社会共同实现，对具体的海域使用者来说，海域的使用是排他的。为妥当分配国家利益与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使社会全面均衡地发展，海域使用权应当由国家以外的民事主体行使。所以，《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
正确认识海域所有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关系，其意义有：（一）有利于明晰海域的权属，所有者和使用者到位。长期以来，国家作为海域所有者的产权不仅得不到认可、保障，而且海域被无偿地开发利用，形成了“谁占有，谁受益”的不成文规定。开发者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实际情况，使许多开发者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重开发利益、轻海洋保护，使海洋资源被浪费、破坏，大量的开发效益被转化为部门、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明确国家是海域的所有者，所有权人可以在保留海域所有权的情形下，通过约定设定海域使用权，转移对海域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获得相应的对价，实现所有者的利益，从而保护了国家的利益。海域使用权可以由民事主体行使，允许海域所有权与海域使用权分离，实现海域的有偿使用，能使国有资源性资产保值、增值，从而完善我国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二）有利于民事主体合理开发利用海域，保护其合法权益。民事主体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后，其作为海域使用者的地位从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具有自主决策权，积极性得到调动，有利于其有效地开发利用海域，使海洋资源发挥出更好的效益，从而提高海域开发利用的总体水平。（三）有利于国家加强海域开发利用的管理，保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利用海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的品质。而人民生活的品质含有环境卫生的改进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海洋资源具有多样性、兼容性和多宜性等特点，海洋开发活动之间由于海洋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如海水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海域利用空间的立体性、分层性等），又极易相互影响和干扰，因此，海域开发利用必须严格遵循科学规律，才能充分发挥海洋资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效益。海域使用权作为与海域所有权权能相分离而获得独立的财产权，不仅要受到法律对海域使用权行使的限制，而且要受到海域所有者意志的限制。这样，在海域使用者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海域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海域所有者还可以对其权利的存在和行使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予以限制，“加深人们对使用权和资源稀缺性的理解，从而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增加人们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和海洋国土观念，使开发行为更理性，不突破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界限。”①使得海域的开发利用达到个人效率追求与大众生存需求的协调，减少海洋资源浪费的现象，避免破坏海洋资源及环境的行为，从而保证海域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海域使用权的性质
海域使用权的性质如何界定，学者间有争议。“单纯物权否定说”认为，海域使用权具有民法物权的支配性、对世性的特征，但反对将其标的视为民法上的物；“物权说”认为，海域具有可支配性，符合民法上物的概念，故海域使用权为物权；“准物权说”认为，海域使用权非为民法上的物权，而在法律上视为物权，准用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规定。
依民法理论，物是能满足人的需要，具有稀缺性和合法性，能为人所支配控制的物质对象。②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特定的物进行管领支配并享受物之利益的排他性权利，③分为所有权和限制物权。所有权是对其标的物进行全面支配的物权，限制物权是所有权以外的在特定方面对物进行支配的物权。根据所支配内容不同，限制物权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是以支配物的利用价值为内容的物权。海域使用权为满足海域所有者直接支配海域以及通过市场优化配置海洋资源方面的基本需求，解决海洋资源所有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当属于用益物权。主要理由是：（一）海域使用权是海域使用权人在国家所有的海域上设置的一种权利，是对国家所有的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主体不是海域所有权的主体——国家，而是国家以外的人。（二）海域使用权的指向的客体是海域，其空间资源的属性决定了海域的不动产属性，海域应当属于物权法上“物”的范围，海域使用权是使用海域并获得其利益的权利，应为财产权。（三）海域使用权不是对人的请求权，而是对物的支配权，即海域使用权人对一定海域具有直接支配的权利，其实现为一定海域的占有、使用和收益，不依赖于他人的任何给付义务或者其他积极义务的履行。（四）海域使用权的积极作用除了海域使用人权对海域的使用收益外，亦能以其为标的而取得设定、移转、变更或者消灭，因此，它至少应是存在于一定权利之上的权利——用益物权。
但是，“民法对用益物权之规定，可谓几乎完全系对土地而发，例如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典权并及于房屋而已。”④而海域使用权的客体并非土地。因此，与传统的用益物权相比，海域使用权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海域使用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传统用益物权的标的物为不动产，且限于土地和建筑物。⑤而海域使用权的客体是特定海域内的地上地下土壤与其所含的资源（如矿产、生物等）。也就是说，民事主体在从事港口、养殖、采矿、开采油气和公共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时，都要占用一定的海域。（二）海域使用权的构成具有复合性。传统用益物权的构成，是以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作为要素。而海域使用权的构成，一方面以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作为要素，另一方面同时并存着在特定海域内从事盐田和深海养殖作业等权利与在同一海域内的地下使用权（如铺设电缆）两种要素。（三）海域使用权属于具有公法性质的私权。主力说认为，依据规范该行为的法规，并非任何一般人皆可成为该行为的权利或者义务主体，而必须并且仅能由统治权主体或者行政官署担当其权利或者义务的主体的，该法规为公法法规，依该法规所为的行为，为公法行为。反之，依规范该行为的法规，一般人亦可成为该行为的权利或者义务主体，并不以统治权主体或者行政官署为限的，该法规为私法法规，依据该法规所为的行为，是私法行为。⑥传统的用益物权为私权，主要是物权人自己利益的法律上之力，原则上可自由处分，为继承的标的物，可被强制执行。而海域使用权一方面作为用益物权，另一方面因其往往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战略利益，在取得、转让、行使等方面被课以种种公法上的义务，法律对海域使用权设置不少管理监督规定，所以又具有公法性质。
正确认识海域使用权与传统用益物权的区别，其意义在于：（一）为了使民法已有的用益物权概念体系不遭到破坏，同时突出海域使用权作为新型用益物权的特征，使整个物权体系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兼顾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立法体例上不宜将海域使用权纳入民法典物权编范畴，而应该将其纳入作为特别法的海域使用法予以调整。⑦（二）海域使用法针对海域使用权的特征制定了不同于传统用益物权的法律规则，使海域使用权在客体、内容、效力范围、设定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用益物权的特殊性非常明显了。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海域使用权的取得、转让和行使应当优先适用海域使用法的规定，只有在海域使用法没有规定时，才考虑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不过，必须注意的是，海域使用权作为对传统用益物权的新发展，并未改变传统用益物权的固有属性。为保持民法典物权体系的和谐，必须协调好海域使用权与相关物权制度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相互衔接和配合，形成由物权基本法（民法典）与特别法（海域使用法）共同构成的逻辑完整、条理清晰、结构合理的民法物权体系，以共同维护物的归属和流转秩序。“在物权法中不直接规定这些物权类型，但在物权法总则编的设计中要给这些物权的存在和发展留下适宜空间，即这些物权仍适用物权法总则的规定。”⑧
三、海域使用权的设定
依民法理论，物权的设定实行法定主义，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统一地确定，不允许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地决定。海域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其种类和内容理应由法律予以严格规定。但是，由于海域的使用范围无限广泛且不断拓展，利用方式不同内容必然迥异，海域使用权的设定实行法定主义，应当通过海域使用法设计出民事主体通过法律行为创制海域使用权必须具备的程序要件。这样，一方面照顾了海域使用法对海域使用权设定的强制要求，有效地保障了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为海域使用权的设定提供了开放性的法律结构，使海域使用法能够适应海域开发利用不断发展的时代节拍。基于以上考虑，海域使用法对海域使用权的设定应重点规定如下两项制度：
（一）海域使用审批制度
多年来，海域使用审批权限不清，导致管理政出多门，廉价甚至无价出让海域使用权，开发秩序混乱，用海纠纷频发，造成国有资源性资产大量流失，局部海域生态环境恶化，有些资源甚至面临灭绝的危险。我国海域管理实践和海域使用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证明，国家管辖海域作为一个整体，多头分散管理模式不利于海域的合理利用，不利于维护国家和海域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的海域开发利用秩序，必须对全国海域开发利用实行统筹协调管理。海域使用审批制度是海域使用法的一项基本法定制度，也是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行政职责的具体体现。海域使用权的设定首先应当贯彻这一制度。
具体而言，海域使用审批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海域使用审批原则。海域使用实行分级审批，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有利于海域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各种使用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海域及其资源的持续利用；有利于保护海域生态环境和资源；有利于保护海域的自然景观；有利于维护人民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2.海域使用审批权限。下列项目用海，应当报国务院审批：（1）填海5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2）围海10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3）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700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4）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5）国务院规定的其它项目用海。前例以外的项目用海的审批权限，由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这样，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各自权限，坚持海域使用审批权限既要适当集中、又要适度放权的原则，根据用海项目对海域属性的影响程度区别对待，坚持有宽有严、宽严适度的原则，使海域使用审批即要合理分类、实行用途管理，又要确定一定规模。
3.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为防止海域使用“过度”，海域使用应当实行可行性论证制度。交通、工业、矿业、旅游、服务业、围海和填海、电缆管道及排污等可能改变海域属性，影响海洋生态环境和其它开发活动的用海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拟定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书编写大纲，经有关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审查认可后，编报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书。对海域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相关产业影响较小，并且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项目，经有关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可以简化手续，填报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表。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书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成立的论证委员会进行评审；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报告表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4.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海域使用申请经依法批准后，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申请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取得海域使用权。通过招标或者拍卖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时，由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招标或者拍卖方案，报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招标或者拍卖工作完成后，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向中标人或者买受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中标人或者买受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人有依法保护和合理使用海域的义务，海域使用权人在使用海域期间，未经依法批准，不得从事海洋基础测绘；海域使用权人发现所使用海域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当及时报告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海域用途；确需改变的，应当在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报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
（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多年来，我国海域无偿使用制度对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海域开发利用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亦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一些沿海地区擅自占用或者出让、转让、出租海域，无偿使用海域现象突出，不仅造成国有海域资源性资产流失，而且加剧了乱占海域、乱围乱垦事件的发生，造成海洋资源衰退，海洋环境恶化，严重影响海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海域正以一种商品形式进入到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势在必行。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直接调整和影响海域使用者的经济效益，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拓宽开发利用海域的融资渠道，实现投入、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环。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海域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杜绝海域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国有资源性资产流失。具体而言，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1.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包括非公益性港口和码头及其附属设施、旅游设施、养殖（含渔民个人海水养殖）、盐田、采矿及油气开发、管道铺设、排污倾废、围填海等海洋工程和设施，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但下列用海，免缴海域使用金：（1）军事用海；（2）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3）非经营性的航道、锚地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4）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下列用海，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国务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1）公用设施用海；（2）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3）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的本质是海域所有权人凭借海域所有权取得的经济利益。但是应当明确，我国现阶段海域使用金并非海域使用权商品价值的真正表现形态，而只是国家凭借其海域所有权人身份分割的一部分利益的行为，属于国家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利益分配范畴。
2.海域有偿使用的时间限制。在我国，海域使用的期限采法定主义，即法律强行规定不同类型海域使用权的有效期限。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下列用途确定：（1）养殖用海15年；（2）拆船用海20年；（3）旅游、娱乐用海25年；（4）盐业、矿业用海30年；（5）公益事业用海40年；（6）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50年。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准予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缴纳续期的海域使用金。这样，就可以避免海域使用权内容的僵硬，有利于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每隔一定时间，对海域利用加以规划，对海域使用权的主体及内容加以检讨，以合理设置海域使用权，达到海域的综合利用和海洋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
3.海域使用权的收回。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但对海域使用权人应当给予相应补偿。
四、海域使用权的效力
为确保物权人直接支配标的物、享受物权利益的圆满状态不受侵害，大陆法系各国法律赋予了物权某些特定的保障力。这些特定的保障力被民法学者称为物权的效力。⑨《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海域使用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具有物权的一般效力和自己的特殊之处。
（一） 海域使用权的排他效力
排他效力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容许两个以上同一内容或者性质的物权同时存在。依此效力，第一，排斥他人在未经海域使用权人允许且无其他法律根据的情形下，对海域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行为，当海域使用权受到侵害时，海域使用权人有权请求法律保护，包括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 这种排他性，不仅对抗第三人，而且可以对抗所有权人。第二，在同一海域内不得同时并存两个以上性质不相容的同种或者异种的海域使用权。当然，个别情形下亦有例外，区分海域使用权即为典型。所谓区分海域使用权，是指在同一海域地上地下垂直地存在两个以上的海域使用权。如某单位依法取得一定海域的使用权，在该海域内从事海上养殖作业；另一单位因通信需要，亦依法取得该海域的地下使用权，在该海域地下铺设电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将海域使用权的客体立体化，既着眼于客体的水平方向，又注意到客体的垂直方向，以满足权利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较复杂、高效益的要求。它照顾到了权利主体需要与负担能力的平衡，符合客体的物理性能结构和交易实际，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所以，区分海域使用权与海域使用权的排他效力并无抵触，仍是海域使用权排他效力的体现，是同一海域内存在着数个海域使用权呈上下排列的现象。必须注意的是，在区分海域使用权的情形下，应当依民法规定处理好相邻关系。⑩《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
（二）海域使用权的优先效力
它包括对外优先效力和对内优先孝力两个方面。物权的对外优先效力指物权与债权同时并存时，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依此效力，海域使用权与债权同时并存时，无论两者成立的先后如何，海域使用权均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依照规定，在海域使用法实施以前，已经使用海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海域使用确权申请，经审核符合海域使用法规定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海域使用权。以出让等有偿方式确认的海域使用权年限届满，海域使用者需要使用海域的，应当于届满三个月以前依法重新办理海域使用申请手续，经批准办理海域使用确权手续后，可继续行使海域使用权。物权的对内效力指物权相互之间的效力。根据民法理论，同一标的物有两个以上内容或者性质相同的物权存在时，成立在先的物权原则上优先于成立在后的物权。依此效力，海域使用者在依法取得使用权的海域内设定两个以上内容或者性质相同的物权（如抵押权）时，登记成立在先的物权优先于登记成立在后的物权。
（三）海域使用权的追及效力
追及效力指物权成立后，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入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追及物之所在，请求占有人返还原物。依此效力，海域使用权依法设定后，不论被何人不法侵占，海域使用者均得主张其权利，将不法占有人驱逐出该海域或者请求不法占有人返还其占有的财产。
（四）海域使用权的物上请求权
物上请求权指当物权的圆满状态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虞时，物权人得请求对方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排除或者预防妨害。依此效力，海域使用权被他人不法侵害时，海域使用者得请求停止侵害；海域使用权的行使存在有障碍时，海域使用者得请求排除妨害；海域使用者在已依法取得使用权的海域内的财产遭受损害时，得请求修复，以恢复原状；海域使用权有被侵害之虞时，海域使用者得请求排除妨害；在上述前三种情形下，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海域使用者得请求损害赔偿。《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阻挠、妨害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可以请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排除妨害，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造成损失的，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