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对香港地区开展劳务合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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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对香港地区开展劳务合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印发《对香港地区开展劳务合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6年9月5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务院各部委，轻工总会，纺织总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
为加强对香港地区劳务合作的宏观管理和协调，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进一步开拓劳务合作市场，完善制度，经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特制定《对香港地区劳务合作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转发有关公司。
附件：对香港地区劳务合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着有利于祖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劳务合作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执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香港地区进行劳务合作执行国家的统一政策和规定，服从统一协调管理，实行公平竞争，禁止经营公司间的相互压价和中间商的介入。
第三条 对香港开展劳务合作业务应按照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雇主的要求进行，劳务人员获得香港政府的入境许可后方可派出。
第四条 对香港开展劳务合作业务须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及规定。
第五条 根据国家授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下称外经贸部）对在香港开展劳务合作业务实行统一归口管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下称港澳办）进行政策指导。
第六条 外经贸部根据香港输入外劳的规模及内地公司的经营状况，经商港澳办不定期确定经营对港劳务合作的经营公司名单。未获批准的公司一律不得经营对港劳务合作。
第七条 经营公司按香港有关法律规定在香港注册领取牌照。
第八条 对在香港开展劳务合作实行审批制，经营公司凭外经贸部（合作司）的批文办理劳务人员的出境手续。
第二章 签约和收费
第九条 经营公司与香港政府批准输入劳务人员的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作合同。
第十条 经营公司与劳务人员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条款不得与经营公司与雇主签订的合同有抵触。
第十一条 劳务人员须根据香港政府颁布的《聘用外地雇员的雇佣合约》与雇主签订雇佣合同。经营公司向劳务人员解释合同内容，回答劳务人员的问题。
第十二条 经营公司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向劳务人员收取服务费。对从社会招聘的劳务人员，经营公司每月收取的服务费不得超过港府核定劳工月底薪的12．5％；为劳务人员保留职位的原单位每月可另行收取不超过港府核定劳工月底薪12．5％的费用。服务费一律在劳务人员派出前在国内由经营公司和劳务人员原所在单位分别一次性收取，并可采取现金、担保、抵押或借贷等多种方式。
第十三条 办理派港劳务人员的护照、签证等费用由香港的雇主负担，经营公司不得另向劳务人员收取。
第三章 人员选派
第十四条 经营公司按合同要求选派品质好、技术合格、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的人员赴港工作。
第十五条 派港劳务人员的招聘由经营公司负责进行，严禁香港雇主或中间商直接到内地自行招工。
第十六条 劳务人员招聘工作要实行公开、公平的原则，除经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发布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外，经营公司不得向应聘人员收取任何其他额外费用。
第十七条 经营公司原则上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聘劳务人员。如因特殊情况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聘劳务人员，必须在报批时加以说明，并凭批文到劳务人员所在地的外经贸主管部门办理确认手续。
第十八条 经营公司按照国家《外派劳务人员培训工作管理规定》对派港劳务人员进行培训，经考试合格并发给《外派劳务培训合格证》后方可派出。
第四章 履 约
第十九条 经营公司须严格履行与雇主及劳务人员签订的合同，并督促雇主及劳务人员认真履约。
第二十条 派港劳务人员在香港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得擅自改变雇主和合同规定的工种，合同期满后，须及时返回原居住地，不得无故滞留香港。
第二十一条 经营公司要保护派港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雇主不遵守合同或发生劳资纠纷时，经营公司必须代表劳务人员出面交涉。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处理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经营公司应及时了解劳务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配合雇主切实加强对劳务人员的管理。
第五章 处 罚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条和第八条的经营公司，给予撤销对香港劳务合作经营权的处罚，并通报批评。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六条的经营公司，除责令退出多收款项外，还可给予撤销对港劳务合作经营权的处罚，并通报批评。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其他条款的经营公司视情节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对两年内累计受两次警告处分的经营公司，给予撤销对香港劳务合作经营权的处罚，并通报批评。
第二十六条 如劳务人员在港有违法行为，按当地法律和规定处理；如违反与经营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按内地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配售白银征税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配售白银征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1994]52号
1994-08-02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税务局、人民银行分行，各计划单列市财政局、税务局、人民银行分行：
经国务院批准，在1995年年底以前对人民银行配售白银按规定应征收增值税，实行即收即退办法。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有白银配售业务的各级人民银行应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并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人民银行配售白银应按规定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销售单价为不含增值税价格，增值税税额(销项税额)从原配售价格中分离出来单独填写。8月1日以前白银收售价格尚未与国际市场接轨，没有实行统一的配套价格，价格档次较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用银项目价格倒挂，因此，应依据白银使用项目的实际价格计算销售单价和税额，补开增值税专用税票。例如:
(1)调价前少数民族项目
单价=680÷(1+17%)=581.20(元/公斤)
税额=581.20×17%=98.80(元/公斤)
即:银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每公斤白银销项税额为98.80元。
(2)调价前工业用银
单价=890÷(1+17%)=760.68(元/公斤)
税额=760.68×17%=129.32(元/公斤)
即:银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每公斤白银销项税额为129.32元。
(3)调价后用银
单价=1480÷(1+17%)=1264.96(元/公斤)
税额=1264.96×17%=215.04(元/公斤)
即:调价以后银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每公斤白银销项税额为215.04元。
三、增值税专用发票与银行白银配售计价单同时使用。银行白银计价单上填写的白银配售价格不变，但须在配售计价单上注明含税金额。
四、对按国际市场价格用外汇供应白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以购进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加1%手续费，按结算日当天的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折成人民币计算增值税税额。
例:白银价格5.60美元/盎司，美元与人民币汇价为1∶8.6，则:
单价＝（5．60＋5．60×1％）×8．60÷（1＋17％） ＝41．57（元／盎司） （41．57÷31．103481）×1000＝1．33651×1000 ＝1336．51（元／公斤）
税额=1336.51×17%=227.21(元/公斤)
银行代外贸部门进口白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每公斤白银销项税额为227.21元(1盎司=31.103481克)。
五、各级人民银行对今年以来已发生的配售白银业务，要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从国际市场代外贸部门补进白银已收取的外汇，按今年前4个月美元与人民币8.7的平均汇价计算，以后月份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达指标时注明的汇价计算。
六、有关配售白银人民银行必须严格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使用和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随时接受税务机关的检查。其应交增值税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总向国家税务总局缴纳。具体退税办法按照(94)财预字第55号文有关规定的精神，由财政部商国家税务总局定。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日
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拟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据报道,这一建议的要点是:一、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有期徒刑最高刑延长至40年；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为无期徒刑流放。他还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作相应的调整(3月3日《新快报》)。
之所以要提涨官员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现行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代表认为,是因为“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购买力”比较,那么,现行刑法规定的官员贪污受贿5千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也应提涨到5万元以上才能立案追究了。还有,以收入、购买力等“财产性”指标为导向,那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中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别显著,看来也无法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贪腐犯罪追诉和处刑标准。各地只能各自为政,自行确定标准。
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官员贪腐犯罪的本质属性,没有顾及当前国家的反腐败大局,也没有注意到某一类犯罪标准修改与其他犯罪的综合平衡。
事实上,对涉及财产、财物的犯罪采用较具弹性的“数额较大”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常态,确实与国家疆域辽阔、差别性大等“国情”因素有关。比如盗窃等罪主要危及财产权益,损害等值财物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各地,其实际危害确实不同。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反腐败乃至确立官员的贪腐犯罪和量刑标准,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水涨船高或者地区差别?这又必然涉及我国刑事法律为何要对官员贪污受贿罪的财物数额坚持一个标准的问题。
其实,立法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强调反腐败不能有“地区差”,不能说发达地区官员的贪污受贿数额高一些可以容忍,标准应该同步调高；而贫困地区对官员的要求则更应严格。要知道,贪污受贿犯罪虽也涉及财产,却不是纯粹的财产犯罪。官员贪腐严重不仅损害政府公信,也侵害到公民的整体利益,岂是几千元几万元涉财“数额”可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将刚性标准修改为弹性规定,搞水涨船高式的波动调整,着实不是明智、科学的选择。
应当注意到,相对于近来不断有人对官员贪腐数额标准给予较多的关心和关注而言,“两会”代表、委员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百姓涉足的偷盗行为。在刑法上,盗窃原本一直是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改时,为了“从重打击”的需要,法律上还特地增加了虽然数额不大但“多次盗窃”的,也可以定罪的规定,而刑法修正案八更取消了入户盗窃、扒窃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则早在10多年之前对普通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作出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发达城市,对于普通盗窃行为也以2000元作为犯罪的起点,全国发达城市也大致如此,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数额标准的提涨。
我们以盗窃罪这样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后者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目前法律上定为5000元以上,恐怕已经不能算低了。而现在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早已突破了刑法的明文规定,把实际涉嫌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了2万元甚至5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背离了我国法律的立法宗旨和明确规定,需要依法予以监督和纠正。
官员贪腐与百姓盗窃,其实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都应依法予以制裁。当人们单独观察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时,常常会认为与时俱进、适当“涨价”不无道理。但定罪标准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需要通盘考量的整体,各种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不能厚此薄彼、轻重失衡。
此外,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