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市区河涌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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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司法所基础建设 强化司法所职能作用
———香蜜湖街道基层司法工作调研报告
李志刚 姚达武

2004年《司法部关于创建规范化司法所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单位，是基层司法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落实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向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和法制宣传教育等重要职能。加强司法所建设是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政法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基层司法工作，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也是实现“和谐福田”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性工作。我们从香蜜湖街道辖区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基层司法工作开展落实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提出了改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基层司法工作开展落实基本情况
香蜜湖街道司法所于2002年10月份正式挂牌成立。三年来，我所以普法依法治理为核心，在基层司法建设作了大量工作，有力地维护了辖区的发展与稳定，为社区法治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以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和队伍建设为着力点，整体推进基层司法工作向纵深开展。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和队伍建设，是搞好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基本保障。几年来，我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2004年，按照市司法局关于司法所规范化建设量化考核评分标准的要求，我所在基层司法工作的软硬件上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落实了办公场所，办公面积基本达标，办公设施如用车、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视听设备、电脑等已配置齐全，丰富了硬件建设。在软件建设上，我们加强了“四室一库”的建设，档案设施、防御装备齐全，并加强了对档案的分类、整理、装订、防护工作。我们初步在各社区建立了社区法律服务站，建立人民调解组织8个，有42名人民调解员参与社区工作，还吸收了辖区内一些律师事务所签约共同开展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妇女儿童维权、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普法宣传等工作，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工作的效率；逐步建立了社区司法信息员制度，完善了社区法律信息服务网络，建立健全了社区预警工作体系；加强了普法宣传队伍建设，逐步形成了能讲、能演、能打硬仗的群众性法律文化宣传骨干队伍，社区法制观念正在不断提升；社区法律自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灵活机动，随时解决群众的法律问题。目前，香蜜湖司法所的组织机构已经基本落实，人员逐步配备到位，现有一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素质司法干部（也是全市唯一的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司法所干部），全所工作人员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层次，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我们还多次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培训活动。2003年3月，我们组织辖区人民调解员举办了人民调解员培训班。2004年3月，又举办了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来自辖区七个基层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共32人。基层司法工作队伍的自身素质在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司法各项工作水平提高。我所被市司法局评为“2004年度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一级所”。
深入群众，扎根基层，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社区居民法律意识普遍提高。几年来，为了推动依法治街和社区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我所以三大普法工作为重点，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广泛开展了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彩，如法律咨询、文艺演出、法律有奖问答、图片展览、宣传栏等，普遍提高了社区广大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我所在辖区设置了9个法制宣传栏，已出法律宣传栏专刊近200期，每月定期更换宣传资料，向群众派发《深圳市劳务工学法用法读本》等各种普法宣传材料数万份。据统计，司法所所共开展普法宣传活动22次，参加的居民达20405人，赢得了广大社区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首先，街道领导干部带头，司法所积极工作，推动公务员、社区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强化依法行政意识。2003年街道全体公务人员和科、室、站、所负责人参加了区政府举办的依法行政培训班，全部通过考试。2004年6月，我们组织居委会干部职工学习《行政许可法》，提升了社区法治建设水平。其次，加强外来劳务工法制教育，注重社会实效。2004年7月，司法所举办了“法律进社区”大型专场文艺晚会，宣传《劳动法》，社区居民和劳务工2000多人观看了演出。9月，司法所、劳动保障所联合举办劳务工普法骨干培训班，四大建筑公司和新科泰工业区近200人参加培训。三是，推动青少年法制教育，使他们从小就成为学法、用法、守法的一代新人，巩固了这一新兴的普法阵地。综治办、司法所多次组织了青少年学生接受禁毒教育，到国家禁毒教育基地学习、参观禁毒巡回展览，为根治毒品的侵害打下了新的基础。近年来，司法所、社区服务中心又从文化的角度开展普法宣传，以文化进社区和法律进社区为中心，开辟了群众性法律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大大了提高社区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参与性，使国家的法律、法规深入民心，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依法治国的成功希望，有力地推动了辖区“大普法”格局基本形成。
加强了人民调解工作，积极疏导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近年来，司法所建立健全了民间纠纷处理程序、人民调解工作纪律、人民调解工作承诺、纠纷排查制度、人民调解工作守则、人民调解庭纪律、调解庭当事人主要权利义务等规章制度。2004年度，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45宗，成功43宗，成功率达到95.6%，制止群体性上访和群体性械斗2宗，制止上访150人次。2005年1—5月份，共调处纠纷18宗，成功15宗。围绕“三个下降、一个上升”的目标，成功调处了“香梅街简跨桥”、日洁公司劳资纠纷、香蜜湖实验学校和朝阳学校拆建纠纷等重大群体性案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发挥了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
认真执行劳教政策，提高改造质量，做好刑释解教人员重返社会的教育工作，降低再犯率。2004年来，司法所建立了安置帮教工作衔接制度、安置帮教工作制度等相关工作制度，帮教刑释解教人员11人，帮教率达100%，转好率100%，除2个原法轮功练习者因年老体弱没有安排外，都已安排就业或协助其自谋职业，没有重新犯罪的现象。
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群防群控，保一方平安。近年来，综治办、司法所、城管科、城市管理执法队，坚持从普法依法治理出发，积极搞好“严打”整治斗争。我们清理乱摆卖21248宗，查处占道经营361宗，超线摆卖453宗，查处违法养犬34宗，无证医疗20宗，查处车压人行道52宗，违法户外广告205宗，处理有关脏乱差的群众投诉343宗，拆除违章建筑90000平方米，立案处理各类违法违章行为143宗，对各种违法违章行为罚款95190元。辖区治安面貌焕然一新。
逐步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支持。2004年，街道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我们急群众之所急，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为辖区困难群众办理了法律援助证40个，提供法律援助2次，解决了困难群众的法律诉求困难。
加强基层司法理论研究，积极探索城市社区依法治理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了推动基层司法工作深入开展，香蜜湖街道司法所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基层司法理论研究，努力探索依法治社的新途径、新思路，发表了多篇基层司法工作论文，将我所基层司法工作总体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4年，我所在《中国党政报道》发表了《开展司法干部素质教育 促进深圳司法工作上新台阶》；在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决策参考》发表了《从处理福田人民群众纠纷工作中引发的思考》一文，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市司法局《深圳普法通讯》发表了《我对法律进社区的几点想法》；在福田区司法局《福田基层司法简报》，发表了《勇于创新 狠抓落实 实现法律进社区新突破》。在深圳市委办公厅《信息快报》，司法所发表了多篇法制文章，如《进一步加强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几点建议》、《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队伍亟待规范》、《强化我市劳动纠纷工作的五点建议》、《警民联调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基层司法工作建议。其中《我市人民调解工作队伍亟待规范》、《警民联调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文，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市政法委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近来，司法所为推进我市安置帮教“四化”建设，还特别撰写了《全面推进安置帮教“四化”建设 努力开创“和谐深圳”新局面》的工作论文，通过了省司法厅的论文评审。
通过基层司法工作的深入开展，我辖区群众的法制素质明显提高，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社会治安和矛盾纠纷明显好转，各类治安、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暴力抗法事件明显下降，群众的安全感有了一定的提高，为根本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工作目标、实现平安和谐的社区法制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基层司法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几年来，香蜜湖司法所在基层司法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要看到，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司法所体制不顺，影响了司法所职能的充分发挥
街道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系统最基层的组织机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是化解矛盾、推进依法治区的前沿阵地。但目前，我区司法所体制不顺，隶属不清，人少事繁，兼职过多，职能缺位，客观上影响了基层司法所职能的持续履行。
当前，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按照中央文件精神的有关要求，实现了司法所机构独立，编制单列，实行区县司法局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双重管理，以司法局为主的管理体制。有的作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实行垂直领导。而我所属于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区司法局业务指导的模式。这种的模式，主要缺点有三：
一是隶属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缺乏科学性。为了实现基层司法工作的公正性，必须要求司法所独立行使职权。然而，司法所交由街道管理，其权利的行使容易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街道和居委会为了节省经费开支，往往居委会领导和工作人员同时担任调委会、帮教小组的成员，造成了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高素质法律人才不能合理流动，难以形成专业化的基层司法工作队伍。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要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这不但要求我们要加强基层司法的软硬件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管理结构上调整司法所机构，实现科学的治理结构。
二是不利于专业化管理。基层司法工作是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和法制素质。从社会发展来看，社区必然走向依法治理。因而，队伍建设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标准是搞好司法工作的客观要求。然而，从目前的的基层司法工作管理体制来看，区司法局只能对司法所工作实行业务指导，不能行政领导，势必阻碍司法所高起点统一规划、高标准统一建设，也影响了司法行政效能和整体水平，不利于社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是工作流动性大。司法所作为街道的内设机构，不但要从事本所职能范围内的工作，往往还要参与街道其他事务性工作，如群众文化、计划生育等，有时甚至还要抽调人手协助街道其他部门的行政工作，这样势必造成司法干部不能专注于本职工作，影响司法所法律职能的有效发挥，不利于司法所“高质量运行”的规范化要求。
（二）司法干警行政编制严重不足，阻碍了司法所“高质量运行”
在2002年10月司法所收编时，全区各司法所只有1名司法助理员，大专以上法律专业学历的仅1人，平均年龄达41岁，队伍呈现“年龄大、学历低、专业人才缺”的特点。收编后，区司法局坚持以素质强队伍，强化教育管理，大力开展队伍素质建设；大胆起用了部分扎根基层、乐于奉献、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司法所长；建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按照每个司法所2－3人的定编规定，到高等院校和各类人才交流会新招录干部10人，调整人员3人，9个司法所总人数达到21人，人员力量得到充实，妥善解决了大批矛盾纠纷，为社区和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法治基础。
然而，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司法所的职能也日益增多，社会发展对司法所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有的“共管”工作模式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从发展方向来看，司法所应当向科学的分工协作方式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工作的效能和效率，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因此，我区应当学习宝安司法局的先进经验，调整司法所行政编制数量。
（三）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狭窄，队伍专业化素质不高，抑制了人民调解整体水平的提高
当前，制约我所人民调解工作水平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狭窄。我所民调工作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邻里纠纷、婚姻、劳务关系、债权债务、宅基地、继承、赡养抚养、赔偿等方面，而区域性、行业性调解还没有发展起来，普法宣传工作和“法律进社区”活动不全面，社会覆盖面较差，工作效率较低。然而，如小区物业管理，调解一旦不到位，很容易引发群体性纠纷。而我们的调解员比较缺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在调解中深感困难重重。但我市消费者委员会十分缺乏群体性纠纷的调解经验，物业管理纠纷也只能交由基层司法部门调解，才能保持社区稳定。当前，基层司法部门与消委会都是独立调解，还不能融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调解工作的风险性。
二是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素质不高。目前，全所共有人民调解员42人，平均年龄36岁，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6人，占总人数的36%，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人。大专以上学历的调解员中，法律专业毕业的就更少了，队伍文化层次和法律专业水平相对较低。
（四）经费短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功在党和政府，利在人民群众”的特殊公益事业。香蜜湖街道已设立法律援助工作，逐步开展了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但由于存在以下几个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较突出。一方面有众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辖区符合条件的外来劳务工相对较多，特别是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社区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资源有限，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局限于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按三月份统计，我街道辖区低保户、特困户就有40户，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我们也难以满足。
二是法律援助经费没有保障，比较短缺。由于基层财政困难，领导一怕增加人员编制，二怕增加负担，很难在经济上予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站所需的业务经费也没有直接纳入区财政预算。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够高。由于经费的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站考虑不增加办案费用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难免走过场，工作不认真细致，再加上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东拼西凑，直接影响案件质量的提高。
此外，宣传力度不够，队伍建设未加强，工作制度不完善，区司法局对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指导不足等，都严重制约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进一步改进基层司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开展基层司法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司法组织建设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全面加强司法所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增强司法所整体工作效能，总结推广经验，不断创新基层司法工作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稳定大局、服务于人民群众、服务于社会。
（一）按照“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保安全”的总体思路，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所队伍整体素质
大力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是全面推进基层司法工作的关键。今后五年，我们应在总结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层司法队伍建设，规范司法所建设：
首先，要密切与街道党工委和区司法局党委的关系，建立一支牢不可破的基层司法工作领导班子，加强基层司法工作队伍的党建工作，在我所建立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以党建带队建，发挥党员同志的先锋模范作用，学先进、树典型，不断增强队伍的凝集力和战斗力。要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的要求，大力加强司法所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
其次，要认真贯彻司法行政队伍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结合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特点，积极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培养一支有理想、有政治素质、有法律素养和文化底蕴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将基层司法队伍建设成一支终身学习的学习性队伍。我们要坚持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大对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力度，特别是要对社区安置帮教工作人员、矫正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培训，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建立健全以基本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培训制度，将基层司法工作者培养成法律宣传员、法律教员、法律咨询员、司法员的“四员型”人才，做社区群众的领头人，使群众形成有困难、有纠纷找司法工作者的良好习惯，强化理性维权意识，自觉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区安宁。同时，我们应将学习培训与岗位职责和考核奖罚等制度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学习积极性，注重培训实效，尽快造就一支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的基层司法行政队伍。
第三，我们应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完善社区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注意吸收社区离退休老法官、检察官和法律工作者参与基层司法建设，特别是要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结合，吸收社区老党员参与维稳工作，发挥余热，调动一切积极性，做好传帮带，维护社区稳定祥和的大好局面。
第四，我们应与辖区公安派出所合作在各社区设立警民联调工作站，共同开展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工作。工作站应当由公安机关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组成，充分发挥工作站“短、平、快”及时、便利解决群众矛盾纠纷的特点。
第五，要建立一支基层司法理论研究队伍。目前，随着我区正逐步进入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和高风险社会时期，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如何加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开展群众工作，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维护深圳的国际化城市形象，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课题和紧迫的政治任务。我们不但要学会不断总结实践工作经验，同时还应当开展基层司法的理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
（二）以建设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方向，以构建“大普法”格局为目标，立足福田“大服务”、“大环境”战略，整体推进基层司法普法工作向纵深开展
开展基层司法普法工作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从根本上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立足福田“大服务”、“大环境”战略，将这一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形成长效机制，迎接“五五”普法新阶段，不断提高城市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总结实践工作经验，按照依法执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把推进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与“四五”普法总结验收相结合，研究制定街道“五五”普法规划，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树典型、学典型，迎接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二十周年，整体推进社区依法治理工作，不断增强全民法律素质，提高社区法制化管理水平。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要以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为重点，大力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社区司法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守法，建立和完善各项学习、考核制度，加大对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的宣传教育力度，促进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促进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大力加强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和推进“未来太阳学法用法”工程，针对青少年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探索开展针对性强、形式生动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第三，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宣传教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于广大经济主体要依法开展经济工作，不断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我们一方面要在辖区各工业区、商业街宣传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积极探索对个体经济、民营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的有效形式，继续抓好流动人员和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整体推进合法经营、安全生产环境体系的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消费环境，为全面进入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新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研究
赵东海
本文综述：新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在加强税收管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线稽查的工作人员，在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力求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在基层得以真正落实。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 核定方式 偷税 滞纳金 涉税犯罪移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新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自施行以来，已经在加强税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在税务稽查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难以掌握和操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定征收方式的采取、偷税行为的认定、滞纳金的加收、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等方面。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较好地解决，那么，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将难以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
一、关于核定征收方式的存在问题及建议
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税务机关对六种情形之一的行为有权采取核定其应纳税额，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对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 核定征收方式存在问题
1、核定征收方式确定条件的不足。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六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之处。⑴ “账目混乱”的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于到达何种程度才算“混乱”难以掌握和判断，实践中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容易发生争执；⑵ “成本资料”的范畴不明确。如入库单、出库单、投料单、月末在产品盘存单等，按照相关的会计制度，都属于成本核算中的有关资料，缺失上述资料的企业是否符合“成本资料、收入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这一条件难以认定；⑶ 对于“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缺乏具体解释，“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的定义未能明确。
2、核定征收方式条件的缺失。新征管法对适用核定征收的几种情形的表述中均未涉及税务机关对企业记假账、或提供虚假账簿、凭证资料该如何处理，这就必然会给一些企图偷逃税的纳税人以可乘之机。按照规定，只要企业设置有账簿，而且账目清晰，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齐全，税务机关就应该对其进行查账征收（企业采取两套账偷逃税款的除外）。如果企业设置的是虚假账簿、虚假凭证，尽管所反映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其形式满足了账目明晰、凭证齐全的要求，那么税务机关能否实行核定征收则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其虚假的账簿、凭证对其进行查账征收，大量税款将从这一政策漏洞中流失。
3、征纳双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保障。如果税务机关采用的是核定征收的方式，则不一定依据发票、账簿、报表进行计税。通常的核定依据方法包括：⑴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⑵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⑶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⑷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核定方法确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核定征收给税务稽查工作带来很大难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合适，难以有效保障征纳双方的合法利益。
4、核定依据欠缺说服力。在有关纳税信息方面，纳税人明显占据优势，因为只有纳税人才最清楚自己必须纳税的事实及实际收入和成本等纳税资料。由于征管技术、征管人员和征管费用所限，要求税务机关完全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是不现实的。正是税收征管中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供完整、准确、可信的税务资料。可是，纳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往往会促使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以一些“虚假行为”来蓄意隐瞒信息或对信息进行“技术处理”，致使税务机关掌握的是虚假的或质量很低的纳税信息。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纳税人必然会更多地强调其经营情况的特殊性。加上由于税务机关内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税源监控部门，涉税信息的采集缺乏专业化、规范化、连贯性和时效性，这就造成税务稽查人员在运用核定征收方式时，难以找到使纳税人感到有说服力的参照物。
（二）完善核定征收方式的建议
1、对有关规定中模糊不清的概念加以明确，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方便基层执法人员严格执法，避免实际工作中出现随意性。
2、对缺失部分予以补充，以减少政策漏洞造成的税收流失，打消部分纳税人借以偷逃税款的幻想，避免税收征管资料失真现象，提高相关数据对税源情况反应的可靠性以及对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加强税源信息的采集分析，及时将部门信息、征管信息、财务信息进行比对，按行业、分类型制定核定征收的参考标准。
3、运用听证制度，使纳税人了解核定征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是否充分、正当，所运用的核定方法是否合理，而税务机关则可以根据涉税额的大小设置正式和简易两种听证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
4、建立辩论制度，即纳税人对核定的税款有异议的，有权辩论和质证，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确凿证据，税务机关应当尽快进行调整，这样可以促使纳税人提供更多的据以征税的真实情况，并使核定结果更接近真实。
二、关于偷税行为的问题及建议
（一）偷税行为存在问题
1、偷税认定的内涵过宽。根据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偷税行为采取正列举的方法，从会计账簿和纳税申报两个方面对偷税的范围进行了界定，但其表述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⑴从征管法条文的字面来看，没有漏税的字眼，会给人造成“非欠即偷”的误解，凡查补的税款都认定为偷税，从而把一些本该属于漏税范围的非主观故意的不交和少交税款的行为视为偷税来处理，使纳税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⑵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理解，只要纳税人不如实申报，那怕是不如实申报“一分钱”的税款，也是偷税，造成偷税认定的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⑶现实工作上漏税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公认的税收理论，漏税是指纳税人并非故意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纳税人有可能由于对税收法律法规的不甚理解或者粗心大意而导致应税收入确认、税率适用发生差错，从而造成税款的“不缴或少缴的”不良后果，即引发漏税。但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常常被偷税认定面过宽，打击范围太大的现象所困扰，影响税务机关的执法。
2、难以准确认定偷税行为。偷税行为的主观故意，无论在取证上还是在性质的认定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偷税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以欺骗手段获取特殊行业资格认定，享受税收优惠或获得退税资格，从而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目的。又如，有的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开户，隐瞒销售收入，逃避税务机关的监管；有的纳税人甚至利用因特网、电子商务等高技术手段，通过在网上发布商务信息、采取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不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从而大肆偷逃国家税款。
3、偷税行为的认定与财务会计制度的冲突。由于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因此对纳税人有的行为在客观表现上符合偷税行为的条件，但主观上是否具有偷税故意很难判断和取证。⑴纳税人按《会计准则》计提坏账准备金、减值准备金、折旧以及确认收入时，按税法规定则要做相应纳税调整。⑵如果纳税人出现应当作进项税额转出而未转出，应当视同销售计提税金而未计提，该进行纳税调整而未调整等情形，在会计制度上完全合法的，但按照税法规定则可能出现申报不实，不缴或少缴税款的情况。
4、偷税手段的列举外延过窄。法律的法定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罚无明文不处罚”，只有符合新征管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举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偷税行为，否则就难以认定。这种完全式列举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⑴完全列举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容易产生疏漏，使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⑵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税法存在形式多样性和易于变动性等特点，如目前的会计电算化和电子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之全部外延。
（二）完善偷税行为认定的建议
1、修改税收征管法，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轻处理。既然漏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法律法规上作出相应的规定，包括漏税的构成条件、应当承担的经济或法律上的责任等等，通过将漏税行为法律化，从而填补法律的空白，从法律上明确区分偷税行为和漏税行为的界限，对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给予刑事处理，对漏税行为纳入税务行政处罚的范畴。如果不这样，税收工作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下述现象：⑴一些漏税被当成是偷税从严处治、使违法者承担不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执法的公平与合理。⑵一些漏税被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予处罚”的原则免受法律制裁，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以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效率，体现执法的刚性。
2、采取明晰内涵、概括外延方式规定偷税行为。针对新征管法对偷税的规定内涵过宽、外延过窄的实际情况，修改征管法，尽量对偷税的内涵予以明晰，能量化的就量化，如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这种偷税行为，就要把虚假的方式明晰为那几种情况，尽量以正列举方式来明晰，做到一目了然，便于操作。对于外延不足的情况，以概括方式解决，并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偷税行为的变化情况，以补充列举方式解决完全列举方式列举不足的弊端, 能防止挂一漏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周密性,新出现的、高科技的偷税方式都能纳入偷税范围, 这种立法方式将可以适应税法的多变性和更接近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可以大幅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刚性。
3、逐步减少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两者尽量融合。有关部门在修订税法和制定财务会计制度时，要注意减少两者的差异，尽量减少纳税人由于财务处理与税法差异需纳税调整的情况，减少纳税人客观出错的机会，降低纳税成本，最终达致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成本的降低，给纳税人提供依法纳税的机会和便利。
三、关于加收滞纳金的问题及建议
（一）加收滞纳金存在的问题
1、加收滞纳金难。从新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看，征收滞纳金工作的好坏反映了新征管法的严肃性，也体现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滞纳金征缴过程执行难的问题非常突出：⑴部分税务人员以及纳税人对征收税收滞纳金认识不够。有些税务人员、纳税人错误地理解了滞纳金的概念和性质，将滞纳金看作一种处罚，认为对纳税人既打又罚不合理。其实，加收滞纳金是纳税人因占用国家税金而应缴纳的一种补偿，而不是行政处罚。这些有法不依的行为削弱了税法的刚性，使得部分涉税违法者感到违法成本低廉，以致形成故意欠税的恶性循环。⑵滞纳税款计算存在难度。例如加收滞纳金以流转税为依据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期缴纳税款，一旦延误，就应该加收滞纳金。如果说纳税人当期税款延迟缴纳，这笔滞纳金计算还简单的话，那么在一年中每月有笔收入少缴或不缴流转税，计算这个滞纳金就变得相当复杂了，稽查局往往是一查几年，计算滞纳金更复杂，工作量更大。这也使一些税收征管人员产生了畏难情绪。⑶滞纳时间难以认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偷税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规定：对偷税行为加收滞纳金的计算起止时间为，从税款当期应当缴纳或者解缴的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之日止。而新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税收征管法及本细则所规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期满的次日为期限的最后一日；在期限内有连续３日以上法定休假日的，按休假日天数顺延。所以说，税法确定的纳税期限不一定是固定的某一日。如果查获企业偷税每月都有发生，滞纳金的起始时间势必要查日历来得到，并且要注意节假日期间的休假日是否影响纳税期限。如果是前几年的偷税，还要查历年的日历。这样计算的滞纳金，税务稽查人员不但增加了工作量，而且最主要的是容易出差错。一旦发生有关滞纳金的行政诉讼，极易使税务部门处于尴尬境地，这导致了一些税务人员不愿征收滞纳金。
2、税收滞纳金过高的征收比例与其“补偿”性特征不相符。新征管法在实质上已经将税收滞纳金界定为“补偿金”。那么作为一种“补偿金”，按照一般的经济法律原则，其补偿额应当与其给对方造成的损害（含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基本相当，不应该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如果显失公平，按理当视为无效。而我国现行的税收滞纳金制度规定的滞纳金的征收比例却高达每日万分之五，换算成年征收率则为18％（365×0.5‰），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左右。这一种“补偿”显然可以视为“显失公平”，应当被视为无效。也就是说现行的税收滞纳金根本就不能看成是补偿金，它除了补偿成份之外，还具有相当的惩戒与惩罚成份。
3、税法对滞纳金的计算问题规定得不全面。滞纳金应当如何计算？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考虑，这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要真正计算加收滞纳金了，却又实在地成了问题：滞纳金该加征到何时呢？也就是说滞纳金的终止日究竟该如何确定？是只计算到税务人员到单位实施稽查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稽查资料移交审理之日？是计算到审理人员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呢，还是计算到税款最终入库之日？应该说加收到税款入库之日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是这其中也有不妥之处，主要是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稽查审理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长达半年乃至更长，这对纳税人来说，滞纳金负担将会因审理时间延长而加大加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纳税人可能很愿意将相关税款尽早入库主观上已经没有继续延迟纳税的过错，但因为程序上的原因，却仍然必须承担额外的滞纳金负担。这显然不妥。
（二）完善加收税收滞纳金的建议
1、用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检查力度，坚决堵塞税收漏洞。信息化使税务管理走向规划化、标准化，但过多的环节、繁琐的手续，又常常使纳税人感到办税太麻烦。要充分体现税收工作的服务理念，发挥税收信息化潜在的优势，提高办税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建立电子缴税信息系统，使税务机关在当天就可以了解企业账户透支情况，及时电话催缴。税务部门应尽快开发出一种高效简便的计算程序，对滞纳金实行简便计算。对滞纳时间在一个月之内的，按日加收滞纳金，一个月以上的加收一个固定比例的滞纳金，达到计算上既简便又合理的目的。税务部门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查补税款及滞纳金计算软件的开发，把对加收滞纳金内容的检查列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中。同时，对应加收的滞纳金实行强制执行，让欠税的纳税人切实感到拖欠税款的代价。
2、进一步下调滞纳金的征收比例。虽然新征管法已经大幅度下调了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但是滞纳金的加收比例仍然很高，甚至比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滞纳金也高出了近4 至5个百分点。过高的滞纳金征收比例已经让纳税人不能承受。纳税人不能承受，但又不得不承受。结果会如何呢？纳税人可能会选择不法手段如偷税逃税、不按照正当渠道办理注销手续即关门走人，甚至还可能发展为直接对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纳税人破产。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结果对经济发展与国家税收收入都没有任何利益。因此，从经济决定税收看，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下调税收滞纳金的征收比例。最佳的选择是与银行利率挂起钩来。
3、滞纳金时间的计算应扣除一些不应由纳税人负担的时间。如从现阶段稽查实践看，从通知企业查账开始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规定的缴税期限，这段时间应视作滞纳时间停止，不作为加收滞纳金情况处理，纳税人不负担税收检查期间的滞纳金。
四、关于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问题及建议
我国现行的涉税犯罪移送制度主要由新征管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一和七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诸条款加以确立。其中新征管法第七十七条更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依法、准确、及时移送涉税犯罪案件，成为税收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现行税收征管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但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现存问题
1、偷税门槛过低，打击面较大。根据新征管法的规定，涉税犯罪案件主要包括涉嫌偷税、涉嫌抗税、涉嫌逃避追缴欠税、涉嫌骗取抵扣税款等案件，其中又以涉嫌偷税的发案率为最高。但目前偷税的起刑点过低，因此造成打击面过大。以广州为例，由于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偷税金额动辄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也屡见不鲜，以偷税比例达到10%且1万元以上的标准进行移送，税务稽查部门和公安经侦部门都会不堪重负，从而直接影响到办案效率和质量，而且也会由于打击面过大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2、逃避追缴欠税定性模糊，操作困难。目前有关规定中对于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逃避欠缴的税款，而实施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以及如何掌握“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税款”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而直接影响涉税案件的移送。例如，广州市某稽查局查处某公司少缴税款数万元，在向该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该公司没有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当该稽查局准备对其采取查封机械设备等强制措施时，该公司却将其名下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用以抵债，且双方签订了财产转让合同，对于这种行为税务机关很难认定。
3、取证要求存在差异，有待明确。例如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形下有权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的行为又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税务机关应当进行移送。但这种税务部门通过核定方式定性的偷税案件，移送时大部分在证据方面都受到质疑。又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办法，但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涉税刑事程序中则很难认可抽样取证的方式。因此，必须及时解决涉税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对涉税犯罪行为难以及时准确定罪的后果。
（二）完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建议
1、完善相关立法，便于实际操作。建议有关机关及时制定新征管法和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司法解释或出台相关工作指引，如：(1)针对偷税罪的构成要件，应提高起刑点，从而保证有关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重大涉税案件；(2)鉴于新的偷税手段的不断出现，建议更加全面地列举偷税罪的客观表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第5种偷税手段“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新征管法却没有认定这一手段为偷税手段之一；(3)针对逃避追缴欠税罪中“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在执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把握，建议将该法条修改为“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
2、健全有关制度，提高办案效率。税务部门应建立健全以下有关制度：(1)制定涉税案件专项检查办法。明确检查范围、选案标准、检查方法、工作要求等，以规范具体工作行为；(2)制定案源分析制度。税务部门应将掌握的资料信息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确定所查对象，制订切实可行的检查方案，提高选案的准确率；(3)制定信息传递交流制度。税务部门与司法机关应加强日常联系交流，凡需要告之的事项，要及时告之，并逐步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健全信息交换渠道，实现相互之间的稽查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查处涉税案件的现代化水平，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3、加强相互协作，提高打击力度。建议实现税警联合办案或公安部门提前介入，最大限度的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的入库。按照现行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涉税案件达到移送标准的，必须在整个税收稽查环节完成，直至税款入库后才可移送公安部门处理。但在实际案件查处过程中，由于税务机关无法对涉案嫌疑人采取人身强制措施，若单纯依靠税务机关追缴税款难度颇大，更有甚者嫌疑人在接到处理、处罚决定前就已逃逸，致使国家税款无从追缴。因此建议上级税务机关对相关规程进行修改。同时，应建立税、警、检、法联席会议制度，共同防范涉税犯罪的发生。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法律法规、取证要求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及时沟通工作情况、分析涉税犯罪的新动向和重大案情，研究确定整顿和打击重点对象，联合行动，协同作战，提高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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