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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10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部署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新形势下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



加强队伍建设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始终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全面加强法院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司法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为推动审判工作科学发展、促进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组织保证。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加快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改进工作。在新的形势和要求面前，人民法院呼应人民群众的期待，保障法律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更加艰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人民法院队伍在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司法作风等方面与党和人民的要求不符合、不适应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引导群众实现合理诉求的能力不强，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不高，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少数干警作风不佳、司法不廉乃至发生腐败问题，严重损害队伍形象；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司法效率不高，基层法院人才流失、偏远地区法院进人难等问题长期困扰队伍建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人民法院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求真务实、攻坚克难，认真研究制约队伍建设的突出矛盾，不断深化对队伍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懈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努力解决队伍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开创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新局面，为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组织基础。



二、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



1.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这条主线，着眼于多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总体工作思路，以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方向，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全面提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公正廉洁的高素质法院队伍，为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持。



2.目标任务：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进一步强化领导班子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科学发展；进一步注重司法能力建设，适应司法公开的新要求，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加强司法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适应司法为民的新期待，始终坚持公正廉洁司法；进一步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审判机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切实提高队伍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基本要求：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切实加强党对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上级法院党组协助地方党委管理干部机制，充分发挥法院党组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



——坚持服务执法办案。切实增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意识，不断提高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本领，努力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坚持“三化”建设方向。全面加强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推进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提升司法能力，完善职业保障。



——坚持内涵式发展路径。以提升能力素质为根本，以优化队伍结构为要求，以加强科学管理为手段，努力提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



——坚持改革发展创新。从审判实践出发，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破解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4.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结合审判工作实际把十八大精神学习引向深入，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把理想坚定、政治过硬作为建设干部队伍的首要标准。强化理想信念和政治纪律教育，确保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抵制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5.坚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广大干警不断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统筹大局能力，善于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手段，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6.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认真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增强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审判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形成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完善经常性集中教育机制。



四、加强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7.以分类管理改革为基础加强正规化建设。推进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审判机关特点的人员管理机制。明确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责权关系，科学确定职数比例和编制。严格法官准入条件。完善法官遴选机制。推进法官职务序列改革。完善书记员管理制度。规范司法警察职务序列管理，清理不合格人员。



8.以提升司法能力为核心加强专业化建设。加强履职能力培训，拓宽交流渠道，加强多岗位、跨部门锻炼。注重拓宽人权保护、公共安全、社会管理、信息技术、舆情应对等知识领域，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做好服务人民群众、维护公平正义、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建立培训需求动态机制。坚持分级分类培训。加强培训机构和现场教学基地建设，整合培训资源。大力开展网络教学、培训。健全教学师资库、精品课件库、案例库。



9.以完善职业保障为重点加强职业化建设。推动完善职业保障政策措施，提高干警职业尊荣感。探索建立法官身份保障制度，确保法官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依法严惩暴力抗法行为。推动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逐步完善和提高工资福利标准。加强职业风险保障，完善因公牺牲、意外伤害等抚恤救助制度。



五、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10.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选优配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注重领导班子建设，着力改善班子知识、专业、经历和年龄结构，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完善领导班子成员推荐和考察程序，加大主动协管工作力度。



11.提升领导干部能力水平。完善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抓大事、议大事、谋大局的能力。加强新任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职培训和集中轮训。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努力增强破解实践难题的本领。



12.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党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合力。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党组重要决策咨询工作。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六、加强干部管理工作



13.注重培养实践才干。完善干部培养机制，注重丰富审判实践经验，鼓励干部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岗位锻炼成长。加大从基层遴选法官力度，完善内部轮岗、上下交流机制。完善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加强对优秀年轻干部培养，注重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和党外干部配备。



14.改进干部选拔机制。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选拔干部。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改进竞争性选拔方式，避免“凡提必竞”“一考定音”；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坚持群众公认和实绩导向，不简单以票取人，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质量。



15.完善干部监督管理措施。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风，坚持对干部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坚决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认真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廉工作。建立“简便、务实、管用”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科学设置考核指标，注重考核结果运用。强化干部日常管理和监督，对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干部要及时提醒或诫勉谈话。



16.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人才强院”工作，加强高层次法律人才培养，完善审判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加快“全国司法人才库”建设，2018年前培养审判业务专家、专家型法官3000名。拓宽人才来源渠道，加大从优秀律师和专家学者中选拔法官力度。落实与高等院校人员交流“双千计划”。



17.真情关心爱护干部。坚持以人为本，为干部成长进步创造有利条件。健全激励机制，加强和改进表彰奖励工作。深入了解干部情况，完善谈心谈话制度。加强后勤保障，改善干部工作生活环境。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解决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实际困难。认真做好老干部工作。



七、加强法院党建工作



18.完善党建工作格局。坚持“条块结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整体推进”党建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组负总责、政治部门加强指导、机关党委组织实施、党支部具体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深化创先争优活动，努力使人民法院党建工作走在全国机关党建工作前列。



19.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制定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指导意见。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建立支部书记培训制度，提高党务干部履职能力。落实“三会一课”、党员党性定期分析、民主评议制度，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完成本部门各项任务中的协助和监督作用。



20.推进党建工作创新。深入开展党建理论研讨，积极探索党建工作规律。创新方式载体，不断增强党建工作吸引力和实效性。建立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积极开展党员示范岗、责任区、志愿服务、承诺践诺等活动。健全党内关怀帮扶机制。



八、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21.强化文化功能作用。制定法院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积极引导广大干警恪守职业道德和司法良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用。培养干警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22.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加强和改进文化建设和管理。抓好法院新闻出版工作，建设司法文化展示平台。注重网上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办好政务网站、机关内网、官方微博。加强文化理论研究。评选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建立文化建设评价和激励机制。



23.丰富文化活动内容。实施法院文化建设特色项目，努力抓出亮点和品牌。深化学习型法院建设，广泛开展读书活动。落实法官宣誓制度。加强图书馆（阅览室）、院史（荣誉）室等文化及文体场所建设，丰富干警文化生活。创作法院文化精品力作。



九、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24.注重政策调节。建立编制增补和动态管理机制，确保已增编制80%用于基层和审判一线。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政策支持，完善定向招录培养改革试点和选调生工作，协调完善司法考试政策，着力解决中西部基层法院人员短缺问题。落实和逐步提高基层法官待遇，稳定基层审判队伍。



25.加大培训力度。坚持抓好全国基层法官定期轮训，加强基层人民法庭庭长岗位培训。继续开展定期组织讲师团到西部地区巡回授课。积极推进远程教育培训。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双语”人才培养，到2020年培养“双语”审判人员1500名。进一步加强全国法院智力援藏援疆工作。



26.加强人民法庭建设。进一步优化和规范人民法庭设置，合理推进人民法庭恢复、新建和调整工作。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保障水平。适应审判需要，配齐法庭工作人员。



27.推进人民陪审工作。推动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实施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到2015年全国人民陪审员增加到20万名左右。扩大基层群众入选比例。探索建立人民陪审员后备人选信息库。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落实“随机抽取”，推进司法民主。加强人民陪审工作经费保障。



十、加强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28.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加强纪律约束和惩戒。定期开展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情况监督检查。拓宽司法公开渠道，提高审判执行工作透明度。进一步规范自由裁量权。完善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制度，禁止越权批办、过问、催办案件。建立健全违法办案问责纠错机制，促进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29.认真改进司法作风。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六项措施”，坚决查纠“冷硬横推”“吃拿卡要”“庸懒散奢”等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不正之风。组织各种专项整治活动。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长效机制。



30.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完善防范司法腐败的制度体系。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洁司法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强化“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查究”的监督防线。充分发挥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的监督作用，认真落实任职回避、防止干扰办案、防止利益冲突等制度，严格执行“四个一律”“五个严禁”规定，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



31.注重调查研究、统筹协调。营造和形成崇尚学习、善于研究、学以致用的浓厚氛围。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队伍建设中带有普遍性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注重改革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防止单兵突进。坚持试点先行，积极稳妥推进改革。



32.强化制度建设。把建章立制贯穿于队伍建设始终。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及时将各地行之有效的创新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注重制度创新，逐步形成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



33.抓好工作落实。落实队伍建设目标责任制。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注重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上级人民法院为下级人民法院作表率，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法院系统作表率。



34.组织实施。本《意见》在各级法院党组领导下，由政治部门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具体贯彻执行。





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

李长健 张锋 辛晨[1]


摘 要：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技术性很强，导致食品供给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危害巨大，并且不易检测和监测。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规范化的保障机制、社会化监督机制、消费者参与机制和国际化协调机制来避免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危害。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 社会化监督机制 消费者参与机制 国际化协调机制
The study 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Abstract：The food security concerns each citizen's vital interests and social interests, the technology of the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very strong, it causes the information of food supplier and consumer seriously asymmetric, but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is enormous, and difficult to measure and monitor. So we could reduce the danger of transgenic food security,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standardized quarantee, the participate in the mechanism and 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Key words：Transgenic food security；Legal structure；Socialized supervision mechanism；Consumer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Internationalized coordinating mechanism

一、安全的多维价值——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内涵解读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技术的高效迅猛发展促成了转基因食品的大量生产。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新名词，英文表述为“Genetically ModifiedFood"，简称“GMF"。根据我国《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包括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直接加工品和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由于现阶段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以植物转基因食品为主，目前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大都是用植物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1]
安全是法律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之一，但是在一些关于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位于各种价值之首，是其他法律价值的前提。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一个社会安全连安全都不能提供，那么这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合法性就不能得到认可，同时其他的正义、秩序、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也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第一，安全是一个人权问题。安全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得以生存的基础条件。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创始人边沁则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在这四个法律目标中，边沁是把法律对社会安全的追求作为首要目标、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2]据马斯洛心理学理论，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其中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人的安全需要，然后才是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第二，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主要目的。安全概念源于17世纪的宗教战争，根据当时的国家学说，政府（国家）被赋予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任何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和生命的行为，国家都要加以制裁和排除，当然捍卫国家的安全更是整个国家和公民的基本义务。保障安全的义务发展到后来演变成为国家对于个人的基本权赋有立法保障使其不受侵害的义务。虽然对国家的职能经历了政治国家、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的历史变迁，但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职能长期以来无可置否，有的学者甚至将保障安全视为唯一真正的职能。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人们对其生命、健康、财产的基本人权，保障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希望和动力。第三，安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安全是社会经济活动有序开展的根本前提和最终保障。只有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可能有动力、条件和机会进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创新技术、变革组织。这些安全带来的环境都是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也说明社会经济安全对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第四，安全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安全要求国家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方式，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稳定秩序，为经济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利益产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损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现象提供预防、预警、救济和保障机制。[3]
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考量——转基因食品安全特征和危害后果的理性分析
转基因食品安全和一般食品安全相比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性。第一，危害潜伏周期很长。通常食品安全所产生的危害问题都比较直观，只要食用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人体就会立即或者在相对不太长的时间内表现出食物中毒之类的病症。但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涉及的危害，无论是对生态环境还是人体健康的威胁都是潜在的，危害周期很长，而且未能明确具体地表现出到底会导致何种病症或其他问题。第二，生态环境破坏性。一般食品安全问题仅仅是指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转基因食品可能导致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对生物安全带来很大的破坏，并且危害结果很难恢复。第三，安全检测风险性。依照目前的科技发展，科学手段尚且没有发达到能够像对普通食品那样，准确检测出到底在何种标准度下才是安全的。[4]由于转基因技术己经在全世界广泛应用，转基因食品也在商场超市、街头巷尾大量销售，由于其潜在的危害的不可知性，一旦风险爆发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危害后果的复杂性。因为转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其可能导致基因污染，极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对人体乃至其他一切生物的遗传基因造成变异性破坏，更有可能产生难以预知的后遗症，严重危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代际间的平衡和协调，不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五，法律规制方式的综合性。由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万亩将通过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各种性质的法律责任来保障人们的安全。所以既要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特征，又要更加注重风险预防，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控机制，确立严格合理的法律制度，提供系统全面的法律保障。[5]
转基因食品安全潜在性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对抗生素的抗药性。生物之间复杂、和谐的相互关系可能会被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突变而破坏，长时间的使用有可能打破人体抗体和药物治疗的平衡，导致抗药性对药物的严重影响。其二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导致不良的过敏反应。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生物基因的污染，转基因技术可能对生物伦理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可能会出现使用转基因食品而导致过敏现象的发生；其三转基因食品可能含有未被发现的致毒物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认识不同国家观点相异，学界、技术界和政府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美国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而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销售和食用，并禁止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向其出口。
三、实践回应——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构建进路
（一）规范化保障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其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可预知。为了确保转基因技术的安全应用和转基因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我们必须构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第一，建立明确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制度。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制度是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转基因食品技术标准是国家为了提高转基因食品质量、控制污染，，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以期实现人体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规定仍是落后、模糊和空白，我们可以综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食品安全标准。第二，规范合理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制度。转基因食品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努力做到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必须经过系统、全面和严格的检测监管程序。检测程序是一种事前的预防，争取在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就发现问题，确保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由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相对落后，缺乏上市前的检测监管程序，导致转基因食品没有被检测或者没有被严格检测，可能对我国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社会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危害。第三，制定专门的转基因食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包括独占权、许可权、转让权、标记权和放弃权。转基因食品技术知识产权制度保证了知识产权拥有者对转基因食品生产的高度垄断，其潜在经济价值和高额回报使得各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小公司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如果没有相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会影响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科研和销售。第四，强化严格的法律责任体系。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是指违反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破坏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具有国家的强制性，只有通过对违反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直接责任人或单位进行法律制裁，才能保障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范的顺利实施。[6]
（二）社会性监督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环境氛围
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规制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优化，比如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完善社会相关的中介组织和加强媒体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中监督披露作用，这是实现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的环境保障。第一，整合社会诚信体系，加大受监管企业的法律责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基础。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信用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实施企业诚信守法提醒制、警示制、公示制，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采取信用等级管理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给予降级处理，并对企业的等级状况进行网上公示，促使企业在社会监督的压力下放弃违法和机会主义倾向。第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社会的自律控制机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规制主体的能力限制，必须培育并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积极推行行业自律。根据国外先进经验，也要防止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异化和出租、寻租，强调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引导与管理。第三，重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转基因食品由于高技术性使消费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发达的信息传播平台，使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让消费者低成本、快速的获得，才能保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识别能力、权利的保障能力。
（三）消费者参与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社会保障
消费者的意愿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意愿的集合，同样消费者的利益也是每一个具体人群或个人利益的集合，个体的意愿或利益只有符合消费者意愿或利益时，才有其合理性。因此，消费者有权参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标准的制定，参与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规则的制定，从而使人们通过参加决策，制定政策来控制各种活动，自觉或民主地投入致力于发展转基因食品的努力上去。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机制则应是明晰确定对包括预案参与、全过程参与及行为参与在内的过程和方法。第一，消费者对预案参与。预案的通过往往表现为国家的公共政策，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根源，是根本的、最基础的和最高层次的参与。综合决策部门或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主管部门在制定转基因食品政策、法规、规划和可行性论证时，主要通过网上讨论、问卷调查、专家咨询、消费者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座谈等形式，来征询、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决策出台前的论证会应请消费者代表参加，决策出台时要采用适当方式公布于众，消费者不认可的决策决不能出台。第二，消费者全过程参与。这是消费者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保障的关键，是事前的监督性参与。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研究、销售以及售后问题等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要随时听取消费者意见，接受舆论监督。通常采用食品安全电子信箱、免费热线电话、重点新闻曝光和网络平台来获取消费者信息的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公益组织、消费者协会、人民代表、新闻记者等的作用，同时要定期召开公开的信息发布会，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7]第三，消费者行为参与。消费者行为参与主要是要求政府应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进行转基因食品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能力，提高消费者的信息辨别能力，消除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心，以缓解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顾虑，促进转基因食品市场环境的培育。
（四）国际化协调机制：构建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合作平台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快，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他国家的技术、经济和文化对我国的影响逐步加深。转基因食品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国外在这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在美国有转基因食品生产的产业化经验，在欧盟有完善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规制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国际化协调机制来解决，创造一个国际化平台，实现对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发展。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以及生物安全学的科学性，决定了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策略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综合性转基因食品安全体系，加强国际合作，进而增进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通过其国内食品立法保护本国的利益。由于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8]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应广泛吸收和转化国际法中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规范，借鉴和参考生物安全管理国际惯例，强化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和法律保障，在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与全球各国共同合作，在建设国际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致力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法律桂枝的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萍.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保障机制的具体制度构想[J]经济师,2004,(4)
[2]陈德敏，邓禾.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立法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3).
[3]汪平,美国、欧盟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规范[J]广西社会科学，2004,(4).
[4]黄志良.基因工程的应用及其安全性管理[J]生物学杂志，2001 (3)
[5]马兰、殷正坤.转基因生物的社会风险分析载[J]科技管理研究,2004(1)
[6]李长健，张锋.转型社会下第三部门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3）.
[7]刘志陆、李慧,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法律体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03(10).
[8]柯坚,论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风险防范原则[J]法学杂志,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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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长健（1965-），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学和三农法律问题。张 锋（1980-），男，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和法社会学。辛晨，（1984-）女，安徽淮南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