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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大连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10月29日大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11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章 养老保险基金
第四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保障城镇职工离退休后的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全部职工，个体工商业户的从业人员，外商投资企业（含外国企业驻连办事机构）的中方职工，以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合同制职工（以
下简称城镇职工），均应依照本条例实行养老保险。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的保险，每个单位和职工都有参加的义务。提倡单位根据其经济效益和支付能力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鼓励职工个人参加储蓄性养老保险。
第四条 大连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是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管理部门，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做好全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工作。
县、市、区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工作。
劳动行政管理部门隶属的劳动保险机构，属于非营利性单位，具体经办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业务工作。
第五条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应当与大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
城镇职工离退休后应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理与监督
第六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工作的领导，并设立由劳动、财政、审计、计划、银行、工会等部门参加的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实施对全市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
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每半年向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报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工作和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使用管理情况。
第七条 设立大连市养老保险基金监事会，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代表、企业代表、在职职工代表和离退休人员代表组成，负责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管理服务费使用情况的监督与检查。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向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汇报基金管理情况，必须事前听取监事会意见。
第八条 劳动保险机构应根据国家规定，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和统计、审计等管理制度，并严格遵照执行。
第九条 劳动保险机构应接受财政、审计、银行、工会对养老保险基金以及管理费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提供有关帐目和原始凭证等资料。
劳动保险机构有权对管辖区域内参加养老保险的单位进行监督查询。被检查单位应积极配合，并据实提供检查所需的帐册、报表等有关资料。
第十条 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有权查询本单位为其缴纳各项养老保险费和养老金领取情况，查询养老保险档案，单位或劳动保险机构应为其提供方便。

第三章 养老保险基金
第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征集，实行全市统筹。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同合理负担。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全体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共同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挪用。
第十二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纳标准：单位按照国家统计口径的职工工资总额的19％缴纳，由单位开户银行按月代为扣缴；职工个人按本人月工资总额的2％计缴，由单位在职工每月发放工资时代扣，并按月向劳动保险机构缴纳。
无法确定工资总额的单位和个人，均按上年度全市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计算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不得减免。因经济困难，确无能力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单位，在规定的缴费期间，可申请办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缓缴手续，经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标准，可以视基金结算和职工收入情况，由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调整缴纳比例的意见，报大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四条 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在管理费中列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可在管理费或自有资金中列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行政经费或事业费中列支。
第十五条 参加养老保险的单位在分立、合并、终止时，应先清偿欠交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发生债务纠纷时，不得用养老保险费做抵押或偿还债务。
第十六条 单位和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应按期记入《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作为支付养老保险待遇的依据。职工流动时，《职工养老保险手册》随同转移。
第十七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必须专项储存，专款用于下列项目：
（一）基本养老金；
（二）国家、省、市规定的政策性补贴；
（三）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和一次性救济费；
（四）劳动保险机构按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总额2％提取的管理服务费。管理服务费的开支项目：劳动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补贴及福利费；宣传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奖励养老保险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的费用；上缴省主管部门的管理服务费；其他与养老保险工作有关的
开支；
（五）经大连市人民政府批准用于离退休职工的其他支出。
第十八条 劳动保险机构可按当年实际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额的10％提取积累金。积累金在有可靠的经济担保情况下，按照安全、有效的原则，可购买国库券以及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也可按不超过积累金的30％委托国家银行、国家信托投资公司放款，所得收益及本息并入基
金。
积累金主要用于职工离退休高峰或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对基本养老保险金支付的需要。
第十九条 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参加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允许实行将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挂钩的办法。
第二十条 补充养老保险由单位自主决定。原则上单位职工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纳税起征点的，应为全体职工或某些岗位的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费缴纳标准为：每年不超过本单位职工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总额，由单位统一上缴劳动保险机构，并记入《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劳动保险机构要为职工建立个人帐户。
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可在管理费中列支，并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一条 职工个人可自愿到劳动保险机构办理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第四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二条 符合国家规定离退休条件的职工，可按本条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参加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亦可享受本条例规定的有关保险待遇。
第二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包括：基本养老金、各项补贴、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一次性救济费。
第二十四条 离退休人员领取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性养老金和缴费性养老金组成。社会性养老金以职工退休时，按上一年度全市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5％－25％计发；缴费性养老金根据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以本人月平均缴费工资的1％－1．5％计发，即：


基本养老金＝上一年全市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15％－25％）＋本人月平均缴费工资×（1％－1．5％）×缴费年限。
离退休职工按照本条款计发的离退休费，低于国家原规定标准的，按原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五年以上（含五年）的，职工到离退休年龄时，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以及享受规定的其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缴费年限未满五年的，到离退休年龄时，按照缴费年限，发给一次性生活费。
第二十六条 基本养老金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养老保险费的收缴情况，每年七月由大连市人民政府予以调整。
第二十七条 职工离退休时，应凭《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换发离退休证，领取基本养老金。
离退休人员及其供养直系亲属在失去或变更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当月，应向本单位或劳动保险机构报告，不得虚报、冒领基本养老金。
第二十八条 基本养老金的支付办法，要由现行的委托单位代发，逐步转为劳动保险机构直接发放或通过银行等代发。
第二十九条 单位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储蓄性养老保险费及利息，归职工个人所有，由职工在办理离退休手续后，自由存取。职工死亡时，个人帐户内余额，按《继承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单位和职工应按规定日期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逾期未缴或欠缴的，劳动行政管理部门除责令其补缴外，按日加收应缴额2‰的滞纳金，拒不缴纳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滞纳金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位缴纳的滞纳金在自有资金中列支。
第三十一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未按规定为职工办理基本养老保险手续，拖欠发放、挪用、截留基本养老金的，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追缴非法所得、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
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劳动保险机构违反本条例，拖欠、挪用支付养老保险金，擅自改变养老保险基金性质和用途，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追回挪用资金，并对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劳动保险机构工作人员侵占、贪污、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除追缴非法所得外，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离退休人员及其家属虚报、冒领养老保险金的，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追回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金额一至二倍罚款。
第三十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下达处罚决定书。实施罚没款处罚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票据。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而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对干扰、阻碍、破坏养老保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城镇职工享受养老保险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投资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1993年11月26日
　　哪个国家或社会都有错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社会能对外宣称它的刑事司法已经完美到没有任何错案的程度。域外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发生错案之后，正确的态度是承认错案的存在并研究致错原因，找出刑事司法制度和实践存在的问题加以修补和纠正，防止错案的“自我复制”。

错案可以避免吗

法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戴尔指出:“人的审判是有限的，是一定会犯错的。”美国法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讲过这样的意思，他在谈到程序正义时指出误判之不可避免，刑事审判应归类于不完善(全)的程序正义:“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例子是刑事审判。要设计出永远产生正确结果的法律程序，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小心谨慎地依法办事，公平而恰当地进行诉讼活动，也可能得出错误结果。这类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误判:出现这种不正义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使法律规则无法实现其目标的偶然情况的凑合。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特征就是:虽然对于正义的结果有着一种独立的标准，但却没有肯定产生正确结果的切实可行的程序。”

既然人的审判容易发生错误，那么，人们都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定罪?美国俄亥俄州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在《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一书中说:“很明显，我们没有办法用精确、科学的方法统计出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定罪，或者有多少已经被定罪的人是无辜的。”他通过对错案的研究得出结论:“警察部门和检察官所认定的强奸犯发生错误的几率是25%。”

法官肉眼凡胎，不会时时刻刻、件件桩桩明察秋毫，作出错误判断当然不可避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司法制度可以获得这样的断言:这一制度已经圆满解决了人在司法中可能犯错的问题。这样的制度根本不存在。也没有哪一个法官敢打包票说，他在司法中不会受到虚假证据和提供虚假陈述的证人的欺罔，真正做到“明镜高悬”、“明察秋毫”。也许等到他退休的那一天，他可以自信满满地总结说，吾一生司法无大过。

凡错案必有致错原因

凡错案，必有致错原因。我们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其一，错案必有原因;其二，错案往往各有原因;其三，错案一般都是综合原因促成的。错案的原因五花八门，初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其实定睛细瞧，会发现错案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许多冤错案件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几乎按照特定公式而产生;即使是有明显不同的冤错案件，也有相同或者近似的错案因素。

许多国家都有学者、法律实务人员或者记者对冤错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如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在《错案》一书中曾将法国的错案总结为如下几种原因:证据确凿，推理错误;从错误的根据出发，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法庭被被告人欺骗;法庭被文件资料欺骗;法庭被证人欺骗;鉴定方面的错误。

美国学者对本国的错案展开研究，产生不少研究成果。早在1932年，埃德温·波查德就曾对错案进行研究，写成《证明无罪》。后来又有学者对错案陆续进行研究，如雨果·贝托和迈克尔·拉德烈特在1987年11月《斯坦福法律评论》杂志发表论文，对1900年至1981年他们相信是误判死刑的350个案件进行了甄别和论述。

美国人C·罗纳德·霍夫等人也对发生在美国的误判进行研究，发现错案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目击证人的错误;检察官与警察的不当行为和错误;辩诉交易;定罪的社会压力;辩护不充分;针对无辜者的控诉;犯罪记录(前科);种族因素。

日本学者浜田寿美男曾言:“冤案不是遥远的过去的事情，而是我们现在正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里的事情。而且，它不是几年里才发生一例的偶发事件。这种不幸应该说是植根于社会机制的一种不幸。”事实上，能够引起社会关注的，往往是重大案件，如日本战后出现了多起被判重刑后来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其中有4件原判处死刑后来改判无罪的案件，一经披露，引起朝野震动。然而这种注意力的聚焦掩盖了日常发生的许许多多冤案。在日本，下列因素都是错案的病灶:司法官僚制、精密司法、调查书审判、被害人的指认错误、鉴定错误等，有些冤错案件与被告人自身原因有关。

尽管错案的原因林林总总，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主观原因，二是客观原因。就主观言之，判断者判断能力不足，或者刚愎自用，怠惰轻忽，甚至贪赃枉法，挟私报复，都会导致冤错案件发生。就客观言之，有些错案是因法庭技术未臻完善所致，如DNA技术应用于刑事侦查、司法审判之前，个人识别技术精确性不足，裁判者不能及时甄别冤枉，乃铸成错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裁判者小心谨慎，缺乏准确的法庭技术支持，仍然有可能发生错案。

许多事后发现的错案，一经检讨，往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当初在可能知错的环节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错案就有可能避免。有太多的“如果……就有可能避免错案”，可以在追溯错案原因时被意识到，只可惜，当初这些“如果”都没有得到实现。

错案之后进行事后诸葛亮式的研判，找出致错原因，有什么意义?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人们通过错案，可以汲取教训，增长司法智慧，避免重蹈覆辙，进而在以后的司法活动中减少错案。

以错案为改良司法的契机

就整个刑事司法而言，错案无可避免;然而就某些个案来说，错案又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发现错案，要正视它，承认它的存在，并把它当作司法改革的动力和资源。忽视这个动力和资源，可能导致造成冤错案件的病灶仍在，冤错案件也将规律性地一再发生。

错案对于刑事司法制度和实践的价值是，人们可以循错案查找错案规律，积累经验教训为日后司法之鉴，并且借此推动司法改革。如美国的埃德文·波查德是对刑事司法系统所作误判早期进行调查的专家，为减少误判，1932年他提出七项措施:如果被告有犯罪前科，只能在量刑时才有意义，即只能在本案既判有罪之后才纳入考虑范围;若此前加以考虑，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关系;被告人的任何口供都不得作为证据，除非他作这些陈述时有法官和目击证人在场;专家证人应该采取公设方式，而不能为辩方或检方单方面作证;公设辩护人为贫穷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对于既已发生的可能的误判案件，应该指派独立的调查机构进行复核;上诉法院应该获得更大权限，不仅法律审，也应有权审查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不能仅根据间接证据对被告人宣判死刑。

日本学者提出了一些司法改革建议，以减少冤案和改善人权状况，包括:废除代用监狱制度;禁止别件逮捕;建立值班律师制度;使用无法删改的特殊录音装置;建立中立的鉴定机构;建立陪审制或参审制;改变调查书审判的状况，强化公审中心主义和口头辩论主义;严格判断自白任意性和信用性;严格适用传闻法则。

司法改革，目的在于弥补司法制度的罅漏，革除司法活动中的弊端。这些罅漏和弊端固然可以通过检视现有制度和比较域外制度并借助法学理论加以发现和弥补，或者通过观察司法运作状况加以分析和总结并提出治理方案，但司法制度的缺陷以及司法状况的颓坏，没有比冤错案件更能鲜明、集中地展现出来;冤错案件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也比任何纸上议论和会议言说来得强而有力，因而也就更能激起人们改革的愿望。

如日本恢复陪审制，是从对误判的检讨激发出来的。日本连续发生的一些平反冤案的再审案件，引起了为消除或减少误判而改革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呼声，其中就包括呼吁实行陪审或者参审制度。人们普遍认为，由外行人参与司法，可以使民众以普通判断力帮助专家，陪审员与法官相互影响有助于弥补法官与日益复杂的社会脱节所造成的不足。当然，陪审制度能否弥补日本司法的缺陷，特别是能否防止误判，值得追问。

姑且不论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减少了错案的发生，这种通过修补刑事司法制度来消除错案病灶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域外为防止错案而改良司法制度的经验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来说，颇有借鉴价值。当然，在我国，错案原因既有与其他国家的共性存在，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我国近年来的冤错案件，论其原因，刑讯逼供是冤错案件形成的关键因素。要预防错案，应当从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入手，根除错案的各种病灶。

总之，当我们将一起错案中颠覆的正义再颠覆过来，不能只满足于发现并纠正这起案件，而不从错案中获得更多。如果发现错案，只有司法界乃至社会的一时的震动，时过境迁，造成错案的制度原因得不到深究，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得不到及时修补，司法运作的状况得不到明显改善，那么，更多的错案就不可避免。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