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外汇牌价和结售汇头寸统计监测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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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123号


《苏州市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已于2011年10月18日经市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阎立
二○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规范计量行为，保证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诚信消费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立计量标准，进行计量检定、校准，制造、修理、进口、销售、使用计量器具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实施计量行为，应当遵循科学、公正、客观、诚实守信的原则，保障计量器具准确可靠，保证计量数据真实有效。
第四条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全市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市（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
经信、公安、住建、交通运输、商务、文广新、卫生、环保、计生、安监、工商等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计量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鼓励和支持开展计量科学技术研究，并对计量工作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六条　计量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计量法律法规宣传，引导本行业单位和人员诚实合法经营，规范计量经营行为。
第二章　计量器具管理
第七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根据经济发展和监督管理需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上级计量行政管理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八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和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应当实行强制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行政监测、司法鉴定等方面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应当实行强制检定。
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为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第九条　使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登记造册，于使用后30日内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并向相应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
实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修理后需要再次投入使用的，应当重新进行检定。
使用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定期自行检定、校准，或者送有资质的机构检定、校准。
第十条　用于贸易结算的水表、电能表、燃气表、热量（冷气）表（计）等计量器具，应当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冷）的经营者申请首次强制检定。使用期限届满的，应当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冷）等经营者负责轮换经强制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
按批送检的计量器具，该批平均误差应当小于或者等于零；平均误差大于零的，应当判定该批为不合格。
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安装使用。
第十一条　制造计量器具应当取得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出厂产品应当附有检定合格证(印)，并在产品的明显部位（或铭牌）、使用说明书和包装上标注国家统一规定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厂名厂址。受产品表面面积限制而难以标注的，可以仅在使用说明书和包装上标注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第十二条　委托制造实施许可证管理的计量器具，被委托方应当依法取得相应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委托双方应当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并报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修理、进口、销售、使用计量器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破坏计量器具封缄或者计量器具的准确度；
（二）伪造、盗用、倒卖或者破坏强制检定印、证；
（三）加装作弊装置（功能）或者破坏防作弊装置（功能）；
（四）销售、使用无厂名厂址，无计量检定合格印、证，无许可证标志、编号的计量器具；
（五）使用未经检定（校准）、超过检定（校准）周期或者经检定（校准）不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
（六）伪造或者提供、使用伪造的计量器具检定（校准）证书；
（七）伪造、冒用、转让、出借、出租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型式批准证书；（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三章　计量检定、校准
第十四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以下简称检定机构）。
检定机构之外向社会提供计量校准服务的机构为计量校准机构（以下简称校准机构）。
检定机构和校准机构开展检定和校准工作应当建立相应的计量标准。
第十五条　检定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公正地开展工作；
（二）在申请开展的项目上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计量管理能力；
（三）有与其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计量标准装置和配套设备；
（四）有与其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计量检定人员和计量管理人员；
（五）有能保证申请开展的项目正常进行的工作环境和设施；
（六）有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
第十六条　计量检定应当按照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进行，执行计量检定规程，并在规定期限内出具相应证书。
检定机构需要对社会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应当按照本办法对校准机构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检定机构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伪造数据；
（二）违反计量检定规程进行计量检定；
（三）以计量校准服务取代强制检定；
（四）使用未经考核合格或者超过有效期的计量标准开展计量检定工作；
（五）指派未取得计量检定资质的人员开展计量检定工作；
（六）伪造、盗用、倒卖强制检定印、证；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十八条　校准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有与其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计量体系；
（三）有与其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计量标准装置和配套设备；
（四）有与其申请开展的项目相适应的计量职业资格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有保证申请开展的项目正常进行的工作环境和设施。
校准机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代表处、办事处或者其他分支机构等非独立法人组织，不得以自己名义开展计量校准服务。
第十九条　校准机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计量校准服务前，应当持下列材料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一）法人登记证明；
（二）计量职业资格人员名册及其资格证书；
（三）计量标准考核证书；
（四）计量认证证书和实验室认可证书。
备案内容变更的，校准机构应当在30日内重新备案。
第二十条　校准机构开展计量校准服务，应当签订委托合同，明确校准规范或者校准方式，并向委托人出具计量校准报告。
校准机构将校准项目部分转包给其他机构的，应当经过委托人书面同意，并在计量校准报告中注明。
第二十一条　校准机构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计量校准服务；
（二）出具虚假计量校准报告；
（三）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标准器具开展计量校准服务；
（四）指派未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开展计量校准服务；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四章　贸易计量和能源计量管理
第二十二条　凡以商品、服务的量值作为结算依据的，经营者应当使用计量器具测量量值，不得估量计费。不具备计量条件并经当事人同意或者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商品计量和服务计量的准确。商品计量和服务计量偏差允许值应当在国家和省规定的范围内。
第二十四条　进行现场交易，经营者应当向用户、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计量过程和量值；对方有异议的，应当重新操作并按照显示量值进行结算。
第二十五条　制售定量包装商品的，应当在包装的显著位置，用中文、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真实、清晰地标注商品的净含量。经营者不得销售未标明净含量的定量包装商品。
鼓励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自愿参加计量保证能力评价工作，保证计量诚信。
第二十六条　商品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的主办者应当全面负责市场计量工作，加强场内计量器具的登记造册和使用管理，并在显著位置设置便于公众复验的计量器具，保证其量值准确可靠。
第二十七条　农贸市场主办者应当配置经强制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无偿提供给经营者使用。
经营者应当对配置、使用的计量器具进行维护和保管，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封缄，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第二十八条　加油（气）站应当完善计量管理制度，保证成品油（气）销售计量准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使用的计量器具，不得擅自改动、拆装计量器具。
第二十九条　眼镜配制者应当完善计量保证体系，配备与其生产、经营业务相适应的验光、检测计量设备，保证出具的眼镜产品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第三十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冷）等经营者，应当按照最终用户使用的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作为结算的依据，不得转嫁户外管线或者其他设施的能源损耗和损失。
第三十一条　从事房产面积测绘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房产交易应当标注实际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面积结算方式的规定结算。
第三十二条　用能单位应当依据国家标准进行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应当满足其评价能源加工、转换、输运效率和单位产品能源自耗率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能源计量管理体系，建立完整的能源计量器具档案，实行定期检定、校准。
第三十四条　从事能源加工、转换、输运性质的用能单位应当加强对用于贸易结算的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不得使用未经强制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第三十五条　用能单位应当开展能源计量评价工作，对在用的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产品目录的耗能设备开展能源效率测试。
用能单位可以自行开展能源计量评价和能源效率测试，也可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
第三十六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设置专（兼）职能源管理人员。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工作人员应当具有能源计量专业知识，定期接受能源计量专业知识培训。
第五章　计量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计量监督管理制度，对与国民经济以及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集贸市场、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冷）、安全、环保、交通运输、通信、商品房等领域的商品和服务计量行为以及行政执法中的计量行为进行重点监督。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确定重点管理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八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检定和校准机构加强监督管理，对检定、校准活动进行计量比对等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不得纵容、包庇计量违法行为；不得擅自处理、转移、损毁被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封存和扣押的物品及其他相关证据。
第四十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进行计量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与被监督计量行为有关的活动；
（二）进入生产、经营场地和产（商）品存放地检查、按照规定抽取样品；
（三）查阅、复制与被监督计量行为有关的票据、账册、合同、凭证、文件、业务函件等资料；
（四）使用检定、检测等技术手段取得所需的证据材料；
（五）对涉嫌计量违法的计量器具及相关物品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六）其他依法可以采取的措施。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有权对违反计量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行为进行监督、投诉和举报。
第四十二条　在经营活动中产生计量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或者仲裁检定。在争议处理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改变与争议有关的计量器具的技术状态和贸易量。
第四十三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接到计量调解或者仲裁检定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仲裁检定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指定的检定机构进行。仲裁检定结果由受理部门审核后通知申请人。
第六章　罚　则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未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
(二)委托制造实行许可证管理的计量器具,委托合同未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
(三)校准机构开展校准服务,未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或者备案内容变更未重新备案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修理后未重新检定投入使用的, 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加装作弊装置(功能);
（二）销售、使用无厂名厂址，无计量检定合格印、证，无许可证标志、编号的计量器具；
（三）伪造或者提供、使用伪造的计量器具检定（校准）证书；
（四）伪造、冒用、转让、出借、出租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检定机构以计量校准服务取代强制检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校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计量校准服务；
（二）出具虚假计量校准报告；
（三）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标准器具开展计量校准服务；
（四）指派未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开展计量校准服务；
（五）转包部分校准项目未在计量校准报告中注明。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农贸市场主办者未配置经强制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隐匿、转移、处理、损毁被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封存和扣押的物品及其他相关证据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

李长健 ， 张锋 ，胡婉峰

（本文发表于《林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张 锋，男，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摘 要：建设和谐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模式的比较，分析了政府主导型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第三部门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正相关”和市场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负相关”。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构建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监管模式，实现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协调、可持续的正相关”。
关键词：农业生产资料； 监管模式； 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reaserch on supervision mode in r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under new rural construction
Li Chang-jian , Zhang Feng， Hu Wan-feng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Abtract： To build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al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e must emphasize the supervision on r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We analyse government-dominanting supervision behavior with “weak correlation， irregular correlation” of proceeds， No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upervision behavior with “strong correlation，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proceeds and market supervision behavior with “strong correlation，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proceeds. In the end， we combine the back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build up a multi-supervision mode， implement the supervision behavior with proceeds’ “harmonious continu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Key word: Rural Means of production; Supervising mode; Comparative reaserch

新农村建设中，要想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以农民为本，以农业为基，以农村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力度，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护农民利益。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机及零配件和渔机渔具，这些农业生产资料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资的质量、数量、价格、服务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第二，建立生态绿色农业，保护农业弱质产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农产品的质量，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好坏影响初级农产品的质量。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它的质量高低会大大影响动物的肉质的好坏；第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农业生产资料如一些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可能会影响到生物种类、质量、数量等，甚至会导致生物的变异，危害生物伦理和生物种的多样性；第四，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非典、禽流感、苏丹红等都与食品有关。而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从农田带餐桌整个过程，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不合格或不正确使用导致的。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反思、重构以往的监管模式，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监管。
1 动态契约理论——从传统社会契约论到动态的社会契约论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第三部门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1]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第三部门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农业生产资料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第三部门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多元监管模式。
2 监管模式比较——三元主体下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分析
2.1 主导型监管模式：政府监管成本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
新农村建设中，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到农民利益的保护，关系到绿色生态农业的建设，关系到弱质农业的发展，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食品安全源的控制。所以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供给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
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能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农业生产资料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和不规则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农民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第三，政府监管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有效监管。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政府监管的组织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农民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2]
2.2 基础型监管模式：农民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非正相关”
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农民都可以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其中农民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利益关系最大，所以主要分析农民监管模式。农业生产资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是“强相关”，他们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基础力量；农民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农民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
虽然农民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他们和农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民获得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时收集所有相关的信息；另外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农民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农民自我鉴别，不具有可操作性；农民提起农业生产资料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举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农民在举证方面也很困难，增加了农民的诉讼成本；农业生产的战略地位，一旦发生事故，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都论证了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
2.3 主体型监管模式：第三部门监管成本收益的“强相关、正相关”
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3]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用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主要是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促成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第四，专业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优势，需要第三部门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益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公众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
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时具有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第三部门具有民间性和准公共性，可以通过参与机制，运用利益代表和利益表达的方式来影响国家立法，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参与，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农民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质量、性能和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威，增加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执行成本；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农业生产资料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增强了供给主体的创新动力；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
3 监管模式整合——政府主导下多元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构建
3.1 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监管成本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正相关”
通过对以上三种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的比较，可以构建出一种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它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第三部门监管为主体、以农民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监管行为与收益“协调、可持续正相关”。
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是对已有的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第三部门和农民对立法的积极参与，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立法的科学性，实现监管收益的“协调正相关”；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在国家、第三部门、农民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低成本的向农民公开，农民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相关信息，利益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信心指数；第三，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三元主体的竞争，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促使监管收益的“可持续正相关”。
3.2 路径选择：政府主导下多元监管模式的具体构建
3.2.1 加强政府在农业生产资料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新农村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第一，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合格的农业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是确保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企业具备的生产、储存和检测条件，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立项、技术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强化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缺乏统一的农业生产资料基本法，这些法律停留在行政管理层次，很多规定有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并且不具有操作性，导致无“法”对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第三，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时，拥有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法律和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4]
3.2.2 健全与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的组织体系
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第三部门，为新农村建设、农村的和谐发展提供组织保障。第一，提高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求，并且法律地位不高，往往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第三部门将成为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农业生产资料管理权限回归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5]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农业相关的第三部门是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主体，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农业生产资料标准的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检测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风险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信用评估机构、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第三，加强对第三部门监督和约束。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第三部门常常出现“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现象，可能被一些食品利益集团“捕获”或者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丧失它应有的公正性、公益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建立对第三部门的监管约束机制来保障其利益协调功能的实现。我们对第三部门的监督约束主要包括外部监督机制、第三部门的同行互律机制以及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自律机制。[6]
3.2.3 确保农民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建立农民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
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保障农民的市场活动主体地位，建立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第一，确保农民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相关第三部门的监管，都必须保证农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这样才能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农民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政府部门反映、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7]农民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农业生产资料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提高农民监管的动力。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价格、性能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农民有能力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减轻农民在农业生产资料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农民的民事赔偿标准，使农民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三，建立农民监管的利益保障机制。无论是法律上规定的农民消费者权利，还是建立相应的利益驱动机制，其目的都是最终实现农民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建立农业行业相应的社会保险、企业赔偿和国家救助等制度，使农民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实现农民消费者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性监管。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A]．王全兴．经济法论丛[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7-28．
[2]杨龙，王骚．政府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126-128．
[3]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5-146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译，商务印书馆，1982：145．
[5]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协调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130．
[6]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8-79．
[7]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