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营口市小企业贷款抵押收费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关于印发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实施意见的函
下一篇: 葫芦岛市契证管理办法

广播电影电视部 财政部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暂行办法
广播电影电视部 财政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明确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第二部分第六条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实施范围：
（一）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电影制片厂；
（二）国营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三）国营电影院（县以上的专业电影院为主、兼顾影剧院和开放俱乐部。以下均简称电影院）；
（四）其它国营电影企业。
第三条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国家电影专项资金）性质属于财政资金，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组成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庆市、广州市的电影、财政行政主管部门组成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庆市、广州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管理。
第四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实行统一领导、逐级上缴、分级管理。国家电影专项资金按规定上缴后，由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庆市、广州市实际上缴额的40％回拨给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按照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用于电影院维修改造。60
％由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用于资助电影制片企业、少数民族地区电影企业特殊困难补助，以及对电影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五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须在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庆市、广州市财政厅（局）分别指定的银行设立的“国家电影专项资金专户”储存，按本办法规定，专款专用。

第二章 管理机构的职责
第六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的主要职责：
（一）拟定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年度使用计划，报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备案；
（二）负责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回拨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给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
（三）审核申请资助的故事片、儿童片文学剧本和资助数额；
（四）审核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上报的制片厂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计划和核准借款或补助数额；
（五）审核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上报的制片厂流动资金部分借款数额；
（六）审核少数民族地区电影企业的特殊困难补助，以及电影企业重大问题和特殊困难的资助；
（七）核拨经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批准的其他项目的资助；
（八）对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实行业务指导，并对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使用等情况监督检查。
第七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电影局内）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八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的主要职责：
（一）拟定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在本行政区内的年度使用计划，报同级电影、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二）负责对本行政区内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负责按期将国家电影专项资金上缴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的银行专户；
（四）审核城市电影院维修、改造计划和补助、借款数额；
（五）审核本行政区内电影企业重大问题和特殊困难资助，及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电影企业的补助申请，并上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
（六）负责总结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在本行政区内的使用情况，并于每年二月份向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书面汇报工作。
第九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人员具体组成和职责，由省级管委会制定，并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备案。

第三章 使用范围和原则
第十条 对重点影片的资助。
（一）表现党、国家、军队重大历史事件，或以描写担任和曾经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党的创始人和相当于常委的领导人）、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职务的
党、政、军领导人业绩为主要内容的重大历史故事片，成本超过二百万元、制片厂负担确有困难的，酌情给予资助，资助额最高不超过实际成本的50％。
（二）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的重点历史故事片，成本超过一百八十万元、制片厂负担确有困难的，酌情给予资助，资助额最高不超过实际成本的50％。
（三）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为题材的重点故事片及经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批准的其他重点故事片，成本超过一百四十万元、制片厂负担确有困难的，酌情给予资助，资助额最高不超过实际成本的50％。
（四）国家资助拍摄的革命历史和现实题材的重点故事片，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和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认为影片的思想艺术质量较高的，发行满二年后累计发行权费收入抵偿不了本厂投入的摄制成本的，并经核实实际成本不超过原计划成本，制片厂确有困难的，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
委会酌情给予资助。如果由于拍摄原因致使影片思想艺术质量不高而发生亏损，由制片厂自行负担，并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经济责任。
（五）对儿童故事片，原规定由中影公司给各厂的优惠收购和补助办法不变。
（六）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确认的重点纪录片、科教片和美术片，酌情给予资助。
（七）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确认为优秀的未受资助的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和故事片，对制片厂酌情给予奖励性资助。
第十一条 对城市电影院的补助或借款。
（一）对城市电影院的危险房屋修缮、设备的添置和技术改造，自有资金不足的给予资助。
（二）经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批准的城市影院的改造项目，一般由地方或影院自筹资金，不足部分由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酌情给予借款。
第十二条 对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的电影企业补贴。
（一）在现已确定的少数民族语译制任务之外，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财政部批准确需增加的少数民族语译制任务，而地方或电影企业确无力承担的，可给予补助。
（二）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的放映企业，地方财政补贴后仍有特殊困难的，可给予部分补贴。
第十三条 对制片厂重点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借款或补助。
（一）对制片厂重点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不包括洗印部分），必须以自有资金为主，分期进行。自有资金不足的，给予部分借款或补助。
（二）对制片企业国拨定额流动资金的暂时困难，按照国务院国发〔1983〕第100号文件规定，企业除每年从生产发展基金中提取补充和在银行贷款后，仍有困难的，可给予部分借款。
第十四条 经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批准的其他项目的借款或补助。
第十五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以下项目的开支：
（一）不得用于新建厂房、摄影棚、办公楼、技术楼、仓库、片库、电影院、职工宿舍等项目；
（二）不得用于未经国务院批准的电影制片企业和非全民所有制的发行放映企业；
（三）不得用于弥补电影企业主管部门行政经费和事业经费的不足；
（四）不得用于本暂行办法规定使用范围以外的其他支出。

第四章 申请程序
第十六条 摄制影片申请资助程序。
（一）凡申请资助拍摄的重点故事片的制片厂，一般应于每年九月底前向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报送下年度需要资助的影片文学剧本、导演名单及需要资助的金额，以便统筹安排此项计划和预算。
（二）申请资助摄制的故事片，制片厂应报送分镜头剧本、摄制计划和预算汇总表（含计算资料）一式三份（表式见附表一），经电影局和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审核提出意见，报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批准资助数额。违反第一、二项者不予资助。
（三）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根据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财政部审核批准的资助数额，按摄制进度分二至三次拨款。
（四）受资助的故事片摄制完成经电影局审查通过后，制片厂要在三个月内报送摄制成本决算表（表式见附表二），经电影局和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审核后，汇总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财政部批准。
（五）按本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申请资助的故事影片，制片厂应填写资助款结算清单（表式见附表三），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核定。
第十七条 城市电影院的维修改造、设备添置和技术改造补助或借款的申请程序，由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制定，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备案。
第十八条 申请重点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专款的制片厂，须将分年的申请借款或补助计划，经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审核后，于每年九月底以前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核准。
第十九条 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制片厂，须提供所需流动资金额和现有流动资金额以及有关数据，经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审核后，于每年九月底以前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审核提出意见，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财政部批准。
第二十条 对少数民族地区电影企业的特殊困难补助，以及对电影企业重大问题和特殊困难资助，经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审核后，于每年九月底以前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审核提出意见，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财政部批准。
第二十一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由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和财政部备案；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须报同级电影、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计划如有变动或调整，亦须按上述程序报批。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应对省级管委会的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和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并于每年三月将上年度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和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向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提出报告。
第二十三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应对本行政区内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和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并于每年二月底以前将上年度的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收缴和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向同级电影、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提出报告。
第二十四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使用单位，提出申请资助、补助、借款项目计划，要据实填报。对下拨款项，要专款专用。并于每年一月底以前将上年度下拨款项的使用情况，上报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
对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的电影企业，不给予资助。
第二十五条 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负责对本地区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催缴，对缴纳单位瞒报少缴或拖延不缴，进行检查监督。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省级管委会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各地电影、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应给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和省级管委会，以及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使用单位，须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七条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对于管理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做出优异成绩的省级管委会，可酌情给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的单位，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或省级管委会，可收回或停拨拨款，经报请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给予有关领导和责任者以相应的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自本暂行办法实施起，原由中影公司从发行成本中提取的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于每年年终决算后，上缴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国家电影专项资金专户，统一安排使用。
第三十条 原由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按电影发行放映大中型企业应纳税所得额15％，退库给电影公司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城市专业电影院维修改造专款，仍暂以原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起施行。以前有关规定凡与本暂行办法相抵触的，一律以本暂行办法为准。



1991年3月19日
　　一、基本案件事实及对其的分析
2009年7月12日20时许，被告人张某向付某追讨付某赌博向其借的高利贷债务，两人因此发生争执，付某打了张某一拳。张某不服遂打电话给被告人高某让高某帮（以打架斗殴帮人讨要债务为业）其讨要债务，高某又找了谢某、李某、袁某等数十人，以索债为由约付某到A市电信楼门口谈一谈。付某担心对方对自己进行殴打，就叫了杨某（以打架斗殴帮人讨要债务为业，并与被告人高某有过节）等人。付某、杨某等人到达约定地点时，看对方人员太多，杨某一人下车，其他人员开车逃跑。杨某下车后，与对方发生斗殴，身中数十刀，胳膊被砍断，内脏外出，法医鉴定是因失血过多导致休克性死亡。案发后，被告人张某、高某、谢某、李某、元谋等人逃跑。数月后，被告人张某归案，A市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张某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年。数月后，被告人高某归案，A市检察院以聚众斗殴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九年。

本案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本案的定性问题，即是聚众斗殴还是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如何认定与区分？其次：本案中谁是首要分子，谁是主犯，应该怎样区分其各自的刑事责任，即量刑。第三：在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情况下，对在案人员定罪量刑产生的影响如何处理？在逃人员归案后，如何衔接？归根结底本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认定聚众斗殴罪的转化犯。

二、对聚众斗殴转化过程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析认定

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多次聚众斗殴的；（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四）持械聚众斗殴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罪状的角度分析，我国刑法对聚众斗殴罪的规定属于简单罪状，认定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该罪的难点和争议点在于第二款的转化，即在聚众斗殴过程中出现重伤、死亡的结果时如何定性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都未达成统一的认识，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实践中同案不同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上的混乱。所以分析聚众斗殴的转化问题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意义。

转化犯，是指行为在成立基础犯罪之后又具备了另一密切的相关的更为严重的犯罪构成或者其他事实特征，刑法明文规定按后一较重的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1]其实学界关于转化犯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普遍认可的我国现行刑法的八种转化犯中，《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其在转化的原因、转化的时间和空间、转化的范围、转化的罪过内容上都有其自身的特性。

（一）转化定罪的核心在于转化罪成立的原因

学界关于转化定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罪质转化的条件是某种“事实因素”的出现，且无论行为、行为方式或者后果，只要其足以改变行为的性质，都可以成就转化犯的基本要素。[2]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方面是不确定的故意的观点，在这种概括性故意的支配下，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造成某种犯罪所要追求结果的，即发生了犯罪的转化。[3]第三种观点认为引起本罪向转化罪的事实，必须同时符合转化罪主观要件的诸项事实。[4]这三种观点都根据刑法的一些理论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结合现行刑法的体系性规定及司法实践，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其理由如下：首先，只有在聚众斗殴过程发生重伤、死亡的结果才可能存在转化的问题。重伤、死亡的是发生转化的前提，没有该结果就无所谓转化，直接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便可。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必然是由于有人实施了致其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而该行为必然是在某种意识的支配下完成的，从该种意义上说，以结果转化定罪，并不违反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次，刑法第二百九二条的规定没有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重伤、死亡的故意。第三，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以结果转化定罪，并结合我国刑法总则对违法的阻却事由的规定将不能转化定罪的排除，可以科学简便的操作。我们这里所说的以结果转化定罪是立足于刑法的规定本身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此种划分更大意义上是出于举证责任的考虑。相对于司法机关，行为人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更关心和在乎，也对犯罪发生时的状况更清楚。他们对自己无罪、最轻的证据既有举证能力，又有举证积极性，所以对有重伤、死亡的结果，但却不转化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罪的证据方面，行为人举证有着天然的优势。聚众斗殴是参加人员比较多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总是出于对自身或者其所在一方利益的考虑，互相推诿，这往往就导致了具体责任的模糊性。拿上面所列的案例出发，张某归案后，称自己当时在作案现场100米外，其对犯罪过程并不知情，可能是高某等人实施的，但具体是谁，其并不清楚。高某归案后，辩称自己没有动手，是其他人动手的，但是具体是谁自己因为当时场面太乱也没看清楚……被告人很大程度上是故意回避司法机关的侦查。假如以结果成立转化犯罪的话，行为人对自己不成立犯罪的证据是有举证责任的，其至少不会为了包庇别人而含混其辞。假如真有一种查不清、道不明的状况存在，也是其共同行为导致的结果，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也是符合刑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的。当然此处我们并不是将举证责任倒置，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而是富于他们更好的辩论权。

（二）转化定罪主体的认定

转化定罪主体的范围却争议颇多。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全案转化，即只要聚众斗殴造成了重伤、死亡的后果，所有参与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均应转化定罪；[5]第二种观点认为致害方全体转化的原则，该观点认为大规模的斗殴往往发生重伤死亡的结果，其他参加者应当预见该共同犯罪的后果但只顾一味制服对方而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全部转化不存在违背主客观一致原则；[6]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聚众斗殴中，部分成员或某一个人实施了超出全体成员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坚持罪责自负得原则，由具体实施行为人承担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仅将直接实施加害行为的人转化定罪。[7]第四种观点认为聚众斗殴罪是基于发生了严重后果而转化，不是实质意义上犯罪构成的转化，其转化罪不具有完整的犯罪构成的特点决定是否成立转化罪共同犯罪，应当以因果关系为依据。[8]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学术争议问题，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致害方转化的原则，但并不是任何情况下致害方所有人员都需转化，在有证据证明是部分成员或者某一个人实施了超出全体成员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时，应由该行为人承担故意范围之外的刑事责任，这比较符合我国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和罪行相适应的原则。但是，正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的，聚众斗殴罪是参与人员较多，犯罪时场面比较混乱，故意内容很多时候并不明朗，这就给刑事责任的划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这恰是聚众斗殴中转化问题的难点所在，也是我们讨论的价值所在。

1、聚众斗殴中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行为人应当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定罪量刑。这种认定是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致认可的情况，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

2、关于首要分子对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刑事责任问题。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所谓“组织”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将分散的人员安排起来使之成为某一特定的集团或者主体。所谓“策划”是指为实现目标而制定方案、进行部署安排。所谓“指挥”是指指使、命令、全面的调度，具体到聚众斗殴罪中，指挥作用主要是指发号施令、命令、分配人员参加斗殴。据此，在上述案例中，被告人张某打电话给高某的行为，高某再纠集他人的行为都应是“组织”的行为，应认定为首要分子，但是首要分子是否是主犯，还必须根据本案的其他情节加以认定，两者之间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对于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应分一下几种情况加以认定：

（1）首要分子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情况下，对首要分子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定罪量刑。假如本案的张某如果实施了致被害人杨某死亡的行为，对其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首要分子没有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但在组织、策划时主观故意内容明确，这时发生的致他人重伤、死亡后果时，对首要分子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的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本案的张某在电话中授意高某将杨某一方的人员往死里整，或者说让高某尽情发挥，一切后果由其承担，此种情况下，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

(3)首要分子没有直接实施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预谋时对于是否追求致人重伤、死亡的故意也不明确，如果首要分子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排斥致他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发生时，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追其刑事责任。因为聚众斗殴参与人员多，场面比较混乱，首要分子应当预见到其一旦组织人员聚众斗殴，场面其可能控制不了，其对此有预见的能力和预见的义务，对于这一义务的违反，理应根据共同犯罪的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追究其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如本案中的张某在其供述中辩解，其没有参与聚众斗殴，案发当时其在距离一百米外的车上，其辩解显然不能成为其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张某的行为其实是对其他行为人的行为的以一种放任的态度，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在主观上是一种间接故意，应对其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4)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害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是其他行为人超出共同故意而单独实施的行为造成的被害人重伤、死亡的结果，首要分子对此不承担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如上述的案例中，被害人家属称被告人高某曾与被害人杨某有过节，曾扬言要杀害杨某，如果查证属实，被害人杨某死亡的结果确属高某的个人行为所致，那么首要分子张某不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三）其他嫌疑人在逃情况下的问题

在上述的案例中致害方除了首要分子张某和一名积极参加者高某在逃数月被公安机关追捕归案后，其他人至今仍在逃。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2年，被告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张某有期徒刑八年。高某归案后，检察院以聚众斗殴罪起诉，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定罪量刑。被害人家属不服，提请检察院抗诉，但是司法机关人员的答复是“因为其犯罪嫌疑人在逃，其中一些案件事实无法查清，这个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对被害人家属不利的判决。但是其他人不可能逃一辈子，总有归案的一天，总会查清是谁打死被害人，……”司法机关人员的答复似乎语重心长，又有很多无奈。事实上，在很多聚众斗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同时到案，实践中为避免案件久拖不决，通常对已经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审判，对在逃同案犯另作处理。因为聚众斗殴罪与人员多，场面比较混乱，对先归案判决的，又因为缺少其他在逃人员的供述，无法查清是谁直接实施了致害致死行为，以致司法人员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来处理相关问题。而犯罪人的行为确实符合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通常都是直接适用第二百九二条定罪处罚，这样必然造成司法不公，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所以对此问题还需在实践的基础上多做些理论调研才可以有定论。

三、结语

聚众斗殴罪的转化问题较为复杂，理论界众说纷纭，实践中的做法也大相径庭。如何处理相关问题，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共同努力。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1、加深、加大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互动调研。我国在调研工作方面存在加大的问题，诸如调研的动机与目的、调研的物质保障，但最大的问题是调研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我国司法队伍的理论水平总体偏低，其在某种程度上缺少调研的能力。故此，笔者认为应该加大理论界与实践界的沟通与互动。2、司法信息与资源的公开与整合。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成文法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成文法最大的缺点就是其规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比如我国刑法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这就需要我们对其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怎么样的解释才算合理？就像文中此种有争议的案件，最高法院应收集此类案例进行汇总，包括法院的判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的观点，及具有代表意义的媒体的观点。将这些信息汇编并公开，以便于社会大众的查阅与分析。这是一个意义和工作量同样大的工程，是否可行，还得经过实践的考验。3、司法人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问题，归根揭底是司法人员自己的问题。法律适用不正确，很大程度说明了我们司法人员自身的素质不过硬，司法人员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和实践操作能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张小虎：《转化犯基本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

[2] 周少华：《现代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第108页。

[3] 童志兴：《试论聚众斗殴罪的转化》，《人民司法》2001年第11期，第11页。

[4] 肖中华：《试析聚众斗殴罪中的转化犯》，《法学》2002年第11期，第33页。